他们坐马车离开鲁镇那天，天阴阴的，像要下雨。
马车从镇口过，她看见那块石碑，上头刻着“鲁镇”两个字。十年前她离开的时候，站在这儿回头看了一眼，说不会再回来。
可她还是回来了。
这回，是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阿毛坐在车上，看着外头的田野，忽然说：“妈，鲁镇的人都挺可怜的。”
德华说：“可怜什么？”
阿毛说：“她们一辈子就在这个小镇上，哪儿也没去过。她们不知道外头什么样，不知道火车什么样，不知道租界什么样。她们就知道嚼舌根，说闲话，过一天算一天。”
德华看着他，心里头忽然有点骄傲。
这孩子，十一岁的时候就说，不念书了，帮她开小摊。现在十三了，念了两年中学，说出话来都不一样了。
她说：“那你是可怜她们，还是瞧不起她们？”
阿毛想了想，说：“也不是瞧不起，就是……觉得她们活得没意思。”
德华说：“那你以后想怎么活？”
阿毛说：“我想念书，念很多书。我想去北京，去上海，去外国。我想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德华说：“行。妈供你。”
阿毛看着她，忽然说：“妈，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带你去外国。”
德华笑了：“妈一个乡下老婆子，去什么外国。”
阿毛说：“去。让那些洋人也看看，我妈多厉害。”
德华笑着笑着，眼眶又热了。
她别过脸去，看着外头的田野。
马车往前走，鲁镇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天边一个小黑点，消失了。
八、租界，一九三二
回到租界，日子照旧。
上午去沈太太家干活，下午摆摊，晚上回家做饭、洗衣裳、陪阿毛说话。阿毛念中学，功课忙，有时候晚上还得点灯看书。德华心疼他，可嘴上不说，就多给他煮个鸡蛋，多给他碗里夹两筷子菜。
沈太太家还是那样，只是沈太太老了点，洋人男人胖了点，两个孩子大了点。那两个孩子，大的上了大学，小的还在念中学，都还记得阿毛，见了面还打招呼。
方大姐也老了，头发白了一半，干活不如从前利索。可她还在干，说闲不住，一闲就浑身疼。
方大姐有时候来小摊上坐坐，跟德华说说话。她说：“阿江，你这辈子，值了。”
德华说：“值什么，还在挣命呢。”
方大姐说：“挣命也值。你看看租界里那些女人，有多少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带着孩子，从乡下出来，十年工夫，儿子念中学了，自己有小摊了。这叫什么？这叫本事。”
德华说：“什么本事，就是肯干。”
方大姐说：“肯干的人多了，有几个干出来的？你是又肯干，又有主意，又不怕事。这样的人，到哪儿都饿不死。”
德华笑笑，没说话。
那年夏天，阿毛放暑假，在家帮她摆摊。
有一天，收摊之后，阿毛忽然说：“妈，我想好了，以后我要当先生。”
德华说：“当先生？教书的？”
阿毛点点头：“对。我们学堂有个先生，姓周，教国文的。他讲的那些东西，可好了。他说，中国乱，就是因为老百姓不识字，不懂事。他说，要是多几个人念书，多几个人识字，国家就有救了。”
德华听着，似懂非懂。
她没念过书，不懂这些大道理。可她听出来一件事——阿毛有志向。
她说：“当先生好。先生受人敬重。”
阿毛说：“可当先生挣得少。我当了先生，就不能给你很多钱了。”
德华说：“妈不要你的钱。妈自己能挣。”
阿毛看着她，眼睛亮亮的，说：“妈，等我当了先生，我教那些穷孩子念书，不收钱。”
阿毛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大学，是上海的一所大学。
德华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背着行李，挤上火车，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冲她挥手。
火车开走了，她站在站台上，看着那绿皮车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了。
她站了很久，才转身往回走。
回到家，她一个人坐在屋里，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头也空荡荡的。
阿毛去了上海，常来信。
信是找人代写的，因为他知道她不识字。可他每次信里都写很多，让人念给她听。
他说，上海大，比租界还大。有高楼，有电车，有好多好多洋人。
他说，大学里的先生好，同学好，学的东西多。
他说，他想她了，想她做的饭，想她熬的粥，想她炸的油条。
他说，妈，等我放假就回来看你。
德华让方大姐帮她念信，念完一遍，再念一遍。她听着，心里头又酸又甜。
她也想他。
可她不说。
她给阿毛回信，也是方大姐帮她写。她说，妈好，小摊好，租界好。
那年夏天，阿毛回来过暑假。
他说，外头不太平，日本人打进来了，占了北边好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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