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九月份，全国范围的“低标准”如同一层厚重的阴霾笼罩着北大荒这片广袤的黑土地。
受政策调控，马场的粮食也开始紧张起来，大食堂的伙食定量标准比原来降低了三分之一。
枯黄的树叶随着萧瑟的秋风在北大荒的原野上打着旋儿，大大家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从关里来投奔他的老乡。
在这些老乡中，有本庄的远亲近友，有大大在外面做买卖认识的伙计，也有通过朋友介绍来的，还有听别人说马场有大大这么个“老乡”自己就奔过来的。
大大的名声出去了，这几年家里的“老乡”从来就没断过溜。基本上都是上一批还没找到工作，下一批就到了。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大大家里最多同时住过十七个老乡。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个大小伙了，都是带着“瘪肚子”来的。别说是缺粮食，就算粮食有的是，光是做饭也是个不小的困难。
妈妈扭着两只小脚，有一天蒸了七锅镘头还没够吃，妈妈说她累得脚指头跟断了似的，疼得走不了路。
亏得家里的“小开荒”多，秋天的包米、黄豆、高梁、大豆、小豆收回来做主食，大大又领着他们挖了两个大菜窖，把土豆，萝卜，面瓜，白菜等窖起来吃了一冬天，好算大家都没挨到饿。
“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是奔俺来的，就得叫人家吃饱饭，有俺吃的，就得有他们吃的。”大大一边磕着烟袋锅里的烟灰，眯着小眼睛对家里人说”
“他们生来乍到，出了门两眼一抹黑，叫他们去找谁呀？俺绝不能做出那等不仗义的事，不然等将来回关里家，怎有脸再见乡亲们的面。”
开春以后，大大蹲在门口，往烟袋锅里按着烟沫，按两下就不动了，他盘算着家里住的这十七个老乡。
冬天好说，挤一挤还热乎，可是天一热，就难办了，怎么颠倒也住不开。他抽了几口烟，吐出来的白烟炝得他把眼睛眯得更小了。
突然，他把烟袋锅往门槛上磕了磕，站起来自言自语道，“接着盖！有地方有材料，也就是出点力气的事儿。”
大大带着小伙子们进山砍了十几棵大木头抬回来晒着，五一过后就开始脱坯了。人多力量大，半个月的时间，六间大房子的土坯垛就码起来了。
春风又大又干，大大每天下了班都到坏场转一圈，他用烟袋锅敲了敲干透的土坯，“老伙计知道我急呀，十来天就干透了。”
六月一号，新房正式动工，光是自己家就二十多人，又来了十多个帮工的工友们，三四天的工夫房子就上盖了。
当最后一根梁柁架上去的时候，德禄放起了鞭炮，满院子欢声笑语，热热闹闹。
房子的大框盖好了，有班的都去上班了。大大下了夜班就带着家里这些大小伙子，和泥、抹墙，搭炕、砌锅台，安窗户安门，十几天就把这些活全部干利索了。
七月份东北的气温已经很高了，火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新房子的墙皮几天就干了。
大大吸取上次的教训，对大家说：“东北就是不缺木头，你们看住了火只管烧，一定得干透了再住进去。”
他把各屋里的炉子和灶坑里都架满了木头拌子，一天到晚不停火地烧着，没用几天，炕干了，墙也干了，屋里一点潮气也没有了。
七月中旬，大小伙子们搬进了新屋，早上下班回来的大大，看着他们都光着膀子，一顺水地躺在大炕上，笑眯眯地说，“嗯，这回可够用了，再多来几个也不怕了。”
听老家陆续过来的老乡说，由于老家对“关东户”（闯关东的家属）的歧视和排挤，孩子们的份饭食堂从来都不按量给，伯母和嫂子只能得忍气吞声，现在又一次降低了标准，她们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这样下去不行，得赶紧把她们接出来。”大大心里想，俺帮了这么外人，不能叫自己家的人在关里受罪。
哥哥刚从关里回来不到半年，请不了假了。他只能联系关里那边还要过来的老乡，叫他们帮忙把伯母她们带过来。
伯母和嫂子都是小脚，带着四个孩子，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三岁。
第一次约好的老乡在村口刚接到她们，民兵就追过来了，老乡跑了，伯母和嫂子被截了回去。
过了些日子，哥哥又联系好了一个老乡，约好趁着天还没亮起早走，没想到这次她们连村口都没走到，就被民兵给堵住了。
听了这些情况，大大气得火冒三丈，“我回家去带。”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妈妈的，我就不信了！”
妈妈小声说，“你走了，家里的这些人怎办？”大大梗着脖子说：“先让他们自己对付几天，自己家亲人遭难，我能不管吗？”
大大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见嫂子把穿的用的收拾了大大小小五六个包袱，严肃地说，“除了路上吃的，啥么都不用带，只要人能走出去就行。”
他跟几个好朋友摸清了情况。村里在去青口火车站方向的几个路口都设了卡子，走旱路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们只好改走北路，多绕一段路走到临沂，再过青口河去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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