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无功而返，黯然南归，郢都并未迎来预想中的凯旋，反而笼罩在一片压抑的失败与愤懑之中。楚成王的怒火无处发泄，最终迁怒于此次北征的将领，认为其进军迟缓、指挥失当，致使贻误战机，多名高级将领被罢黜甚至问罪。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往日因胜利而掩盖的矛盾开始隐隐浮现。
令尹子文虽未直接受责，但鬓角似乎更添霜色。他力主的这次有限度反击黯然收场，对其威信亦是一次打击。更令他忧心的是，楚王经此挫折，心态愈发急躁，对老成持重的策略逐渐失去耐心，反而更加亲近斗椒等一味鼓吹强攻的少壮派军官。楚国这台强大的战争机器，内部开始发出不和谐的摩擦声。
“晋有先轸，如天之庇佑！”楚成王在一次宫廷密议中，恨恨不已，“若不除此人，寡人寝食难安！”
一个极其阴险的念头开始在他心中滋生：能否以离间之计，使晋君疑先轸？或遣死士，行专诸、要离之事？
子文闻此，大惊失色，连忙劝阻：“大王不可！刺杀敌国重臣，乃下下之策，且极易败露，徒惹天下耻笑，更坚晋人死战之心！离间之计，晋君年少，或可一试，然狐偃、赵衰皆老谋深算之辈，恐难奏效。当下之急，仍在强我本国，等待天时。”
然而，楚成王眼中闪烁的狠戾之光，并未因劝谏而完全熄灭。仇恨的毒种一旦播下，便会自行寻找破土而出的缝隙。
晋国方面，再次逼退楚军，虽巩固了霸业声望，但连番的军事行动和高度警戒，也确实让这个庞大的国家感到了疲惫。国库消耗巨大，民心渴望休养。
晋襄公在狐偃、赵衰的辅佐下，努力维持着朝政运转，对先轸等功臣厚加赏赐。然而，年轻的国君独自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渐感力不从心，对几位权重望高的老臣，在倚赖之余，一丝难以言说的、微妙的忌惮也开始悄然滋生。尤其是先轸，其军事才能无人能及，功劳太大，几乎盖过了主君的光芒，且性格刚直，有时在朝议中坚持己见，虽出于公心，却也让年轻气盛的晋襄公偶尔感到些许不快。
这一日，议及西陲防务。因崤之战后秦国偃旗息鼓，有大夫建议可适当削减西境驻军，以节省开支，充实南线。
先轸立刻反对：“主公，万万不可！秦穆公虽败，然其东出之志不死。我若示弱于西，秦人必以为有机可乘，恐生事端。南楚北狄，皆为大患，西秦亦不可不防！”
他言辞激烈，分析透彻，晋襄公最终采纳其言。但退朝后，晋襄公却对身边近侍无意中感叹了一句：“先轸将军……于军事可谓算无遗策矣。”语气中，钦佩有之，却似乎也带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复杂情绪。
这细微的波动，被某些一直暗中观察朝局、心怀叵测之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晋国并非铁板一块，国内亦有对先轸权势过重感到不安，或与之有旧怨的势力。他们开始暗中散布一些流言蜚语，虽不敢直言，却隐隐暗示“兵权过重，非国家之福”、“功高震主，古来有之”。这些流言如同幽灵，悄悄在绛都的街巷与宫闱间飘荡。
就在晋楚两大巨头暂时陷入僵持与内部调整之际，东方的格局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而陡然紧张。
齐国自齐孝公以来，一直对失去霸主地位耿耿于怀，虽被晋国压制，但野心未泯。近年来，齐顷公（假设此时已即位）在位，年轻气盛，更欲有所作为。而鲁国，作为晋国在东方的重要盟友，与齐国素有积怨，边界摩擦不断。
这一日，齐国边境守将借口鲁人越境樵采，率军突袭鲁国边邑，毁其城郭，掳其人民。鲁国大怒，立刻遣使至绛都，向盟主晋国控诉齐国暴行，请求仲裁乃至出兵惩戒。
“齐人无端犯境，毁我城，掳我民，视晋盟如无物！请上国为我做主！”鲁使泣血陈词。
晋襄公召集重臣商议。狐偃认为：“齐乃大国，且与我有盟。虽其行不义，然若直接兴师问罪，恐将其彻底推向楚国。当先遣使责问，令其退地还人，赔礼谢罪。若其不从，再议兵事不迟。”
先轸却持不同看法：“主公，齐人此举，绝非一时冲动，实乃试探我晋国霸权威严！若我处置软弱，则东方诸侯必生轻视之心，霸业根基动摇！必须施以严惩，速发兵击之，一举打掉其侥幸之心，方可震慑宵小！”
两位重臣意见相左，让晋襄公一时难以决断。
然而，还未等晋国做出反应，齐国却先发制人！齐顷公听闻鲁国向晋求援，非但不惧，反而认为这是挑战晋国权威、提升齐国地位的良机。他竟派出使臣，同时前往楚国和秦国，送去厚礼，言语间暗示愿与楚、秦结交，共抗晋国霸权！
虽然楚、秦未必会立刻与齐国结盟，但齐国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原本就暗潮汹涌的中原局势中，又投下了一颗巨石！一个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晋国东西南三面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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