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平铺直叙,看似客观,却隐晦地指出了赵盾专断、刑罚过重以及引发的政治风波。
按照规制,重大事件记录需呈送执政卿过目。当赵盾看到董狐的这段史文时,脸色瞬间阴沉如水。
“董狐!”赵盾将竹简掷于案上,声音冷冽,“汝之史笔,可知‘秉笔直书’真意?梁益耳罪有应得,本司寇依法而断,肃清奸佞,以正朝纲!汝何故书‘朝议哗然’?又何故独引狐偃悖逆之言?此非实录,乃挟私怨,乱史实,惑乱人心!”
面对赵盾的滔天威势,董狐面色微微发白,持简的手因用力而指节泛白,但他依旧挺直了脊梁,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异常清晰:
“回司寇,史官之责,在录其实。梁益耳案,朝堂确有争议,狐偃大夫确有谏言,此皆事实,下官不敢不录。下官所书,字字据实,并无一字虚妄。若……若因权贵好恶而增删史实,则史册何存?后世何以知今日之真貌?”
“好一个‘据实’!”赵盾怒极反笑,“汝之‘实’,便是专挑那些不利于国、不利于法的言论记录?为何不书本司寇力排众议,维护法度之艰难?为何不书此案震慑宵小,以安前线的功绩?汝之笔,偏矣!”
董狐深吸一口气,仿佛积聚了全身的勇气,抬头迎向赵盾锐利的目光:“史笔如铁,唯问真伪,不问功过利害。下官……只录当时之景,当时之言。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司寇若以为下官所记不公……可杀董狐,不可改史!”
“不可改史”四字,如同惊雷,在寂静的厅堂中炸响。
赵盾死死地盯着董狐,杀机一闪而逝。他深知,杀一史官易,但诛杀秉笔直书的史官,将会给他的声誉和权威带来何等毁灭性的打击。那将坐实他“权臣”“跋扈”的指责,甚至可能引发更剧烈的政治反弹。
良久,赵盾眼中的厉色缓缓收敛,化为一种深沉的冰冷。他挥了挥手,仿佛驱赶一只苍蝇。
“罢了。汝既执迷,便留着汝的史笔。然,需知:晋国之安危,系于法度之严明。若因汝等迂腐之见,动摇国本,届时,莫怪国法无情!退下!”
董狐躬身,默默拾起地上的竹简,一步步退出厅堂。他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但手中的竹简,却握得前所未有的紧。
赵盾独坐案前,面沉如水。他赢了判决,却似乎输掉了一场更重要的东西——舆论,或者说,历史的评判。董狐那看似微弱却坚不可摧的“史笔”,如同一根尖刺,扎入了他的权柄之中,提醒着他,在这晋国,并非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意志与律法。
董狐的风波尚未平息,另一根“尖刺”便接踵而至。
秦穆公派出的细作,在绛都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晋国新旧势力矛盾激化的良机,大肆散播流言。流言的核心,直指赵盾:
“赵盾欲效仿齐之田氏,架空公室,独揽大权!”
“狐偃等老臣忠心为国,却遭赵盾排挤,长此以往,晋国将不国!”
“南线失郑,皆因赵盾刚愎自用,战略失误,却诿过他人!”
“彼之‘峻法’,只用于异己,赵氏子弟及其党羽,何曾见惩?”
这些流言虚实结合,恶毒精准,在绛都的街巷、坊市、乃至部分低级官吏中悄然传播。它们如同毒雾,不断侵蚀着赵盾本就因梁益耳案和董狐史笔而受损的威望。
更让赵盾震怒的是,他安插在狐偃府外的眼线回报,近日确有形迹可疑之人,暗中出入狐府侧门!虽无法确定是否为秦谍,但此讯息本身,已足以点燃赵盾心中的猜疑与怒火。
“好一个狐偃!内结党羽,外通敌国乎?!”赵盾在密室中,对心腹赵穿(赵盾堂弟,军中悍将)低吼道,眼中杀意凛然。
“兄长,不如……”赵穿做了个切的手势。
赵盾沉默片刻,缓缓摇头:“时机未到。狐偃树大根深,无确凿证据,动之必引大乱。且……秦楚在外,此时内讧,无异自毁长城。”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杀意,“加强监视,严密排查城内细作!凡有散布流言者,抓!凡有私通外敌嫌疑者……杀无赦!”
绛都的天空,阴云密布,肃杀之气弥漫。一场针对秦谍,也可能波及政敌的清洗,即将展开。
与晋国内部的剑拔弩张相比,东南吴国的气氛,则是一片昂扬。
吴王阖闾在梅里宫中大宴群臣,庆贺此前对楚边境袭击的胜利。虽然只是试探性攻击,但吴军展现出的崭新面貌和强悍战力,足以让整个吴国上下振奋不已。
“孙将军练军有方,伍大夫谋略深远,我吴国崛起,指日可待!”阖闾举爵,意气风发。
伍子胥却相对冷静,他起身道:“大王,此次小胜,仅掀波澜,未动楚国根基。楚之国力,十倍于我。彼之主力仍在北线与晋国对峙。我吴国当下之策,仍当是继续‘疲楚’‘误楚’,积小胜为大胜,待其北线僵持不下,国内疲惫空虚之时,方可寻求决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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