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外的运河码头,十月末的薄雾像一层灰纱,裹住了泊岸的漕船、堆积的货箱、以及早起劳役们佝偻的背影。一艘不起眼的乌篷船悄然靠岸,船头立着个穿靛蓝棉袍的中年人,头戴方巾,形似寻常行商。
刘混康踏上码头青石板时,晨雾正开始被朝阳撕开裂缝。他身后只跟着两人:一个面色黝黑、双手关节粗大的老汉,是乔装的老太监陈琳;另一个年轻些,背微微佝偻,眼神却锐利如鹰,是皇城司副使张谦,此刻扮作账房先生。
“老爷,先去哪处?”陈琳低声问,用的是商号伙计的称呼。
“米市。”刘混康脚步不停,“然后去铁行。最后……去看看那些‘贷栈’。”
三人融入清晨的人流。苏州城刚苏醒,早点摊的炊烟混着运河的水汽,街道两侧的店铺陆续卸下门板。但细看之下,这座富甲江南的城池,有种奇怪的病症——
粮店门前排着长队,但店内米桶大多见底,掌柜的赔着笑脸:“诸位多担待,新米还在路上。”可刘混康瞥见后仓缝隙里,分明堆满了麻袋。
铁器铺子更是古怪。寻常农具——锄头、镰刀、犁头——要么缺货,要么价格高得离谱。一把锄头要价三百文,抵得上农夫半月口粮。而铺子最显眼处,摆着几件“澳洲精铁”打造的刀剑,标价纹银十两,擦拭得锃亮,却无人问津。
“澳洲铁不是这个价。”刘混康在一家铁铺前停下,指着那些刀剑,“朕……我在汴梁看过工部采购文书,澳洲生铁运到江南,算上运费关税,每斤成本不过八十文。这一把剑用铁不到三斤,算上工费,值不了一两银子。”
铁铺掌柜是个精瘦的中年人,闻言抬起眼皮,嗤笑一声:“客官是北边来的吧?不懂行情。如今澳洲铁,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哦?为何?”
“都被几大商号包圆了。”掌柜压低声音,手指向西边,“‘江南商会’的周老爷、‘漕运联号’的沈老爷、还有‘织造公会’的顾老爷——这三位联手,把市面上澳洲铁扫了个干净。现在想要,得找他们的‘贷栈’买配额,价格嘛……翻三倍是起码的。”
刘混康不动声色:“官府不管?”
“管?”掌柜像听了天大笑话,“知府大人家的二公子,就在周老爷的商会里领干股。漕运衙门、市舶司、甚至……算了,多说无益,客官要买农具的话,小店还有些本地土铁打的,便宜,就是容易豁口。”
走出铁铺,张谦凑近低语:“老爷,苏州知府周延年,确实有个儿子叫周文举。据皇城司密报,此人未入仕,却在城南有座三进宅子,养着三房外室。”
刘混康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米市的情况更触目惊心。本该是秋粮上市的季节,米价却比春夏青黄不接时还高三成。几个老农蹲在街角,守着半袋糙米唉声叹气:“借了周记贷栈的印子钱买粮种,如今收了稻子,还了本息,就剩这点口粮。这个冬天难熬了。”
刘混康走近:“老丈,借了多少钱?利息几何?”
老农警惕地看他一眼,见是外乡人,才嗫嚅道:“春上借了五贯钱买种,秋收还七贯。周老爷说是‘仁义息’,比别家低哩。”
“五贯变七贯,四成息,仁义?”陈琳忍不住出声。
“还有更狠的咧。”另一个老农插话,“河西村的王老实,借了三贯,利滚利,秋后算账要还十贯。还不上,周老爷要他家三亩水田抵债。王老实想不开,跳了河……”
刘混康的指尖在袖中微微发颤。
他想起在汴梁看的奏折,苏州府年年报“民丰物阜,讼狱稀少”。知府周延年去岁还因“治绩卓异”得了嘉奖。
阳光完全升起时,三人来到城南。
这里的景象与贫民聚居的城北判若霄壤。高墙大院连绵不绝,门前石狮威武,屋檐下的灯笼即便白天也未熄灭,宣示着主人的财富与权势。最大的一座宅邸门楣上悬着金匾:“周府”。
“老爷,就是这里。”张谦低声道,“周延年的胞弟周延富的宅子,实际上是周家在苏州的生意总号。后院直通运河私埠,囤积的货物都从那里进出。”
刘混康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扇朱漆大门。门开了条缝,几个伙计抬着一口沉甸甸的木箱出来,箱角有暗红色的锈迹渗出——是铁锭。
“去敲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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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府花厅里,熏的是价比黄金的龙涎香。周延富坐在紫檀太师椅上,五十上下,面团团如富家翁,手上戴着一枚翡翠扳指,光泽温润。
他打量着眼前这三个不速之客,脸上挂着商人惯有的和煦笑容:“三位说是汴梁‘盛昌隆’商号的?不知要谈什么生意?”
刘混康没坐,站在厅中,环视四周。墙上挂着董其昌的字画,多宝格里摆着官窑瓷器,连脚下的地毯都是波斯进口的羊毛毯。这厅里任何一件摆设,都够普通农户一家吃用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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