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外的运河码头，十月末的薄雾像一层灰纱，裹住了泊岸的漕船、堆积的货箱、以及早起劳役们佝偻的背影。一艘不起眼的乌篷船悄然靠岸，船头立着个穿靛蓝棉袍的中年人，头戴方巾，形似寻常行商。
刘混康踏上码头青石板时，晨雾正开始被朝阳撕开裂缝。他身后只跟着两人：一个面色黝黑、双手关节粗大的老汉，是乔装的老太监陈琳；另一个年轻些，背微微佝偻，眼神却锐利如鹰，是皇城司副使张谦，此刻扮作账房先生。
“老爷，先去哪处？”陈琳低声问，用的是商号伙计的称呼。
“米市。”刘混康脚步不停，“然后去铁行。最后……去看看那些‘贷栈’。”
三人融入清晨的人流。苏州城刚苏醒，早点摊的炊烟混着运河的水汽，街道两侧的店铺陆续卸下门板。但细看之下，这座富甲江南的城池，有种奇怪的病症——
粮店门前排着长队，但店内米桶大多见底，掌柜的赔着笑脸：“诸位多担待，新米还在路上。”可刘混康瞥见后仓缝隙里，分明堆满了麻袋。
铁器铺子更是古怪。寻常农具——锄头、镰刀、犁头——要么缺货，要么价格高得离谱。一把锄头要价三百文，抵得上农夫半月口粮。而铺子最显眼处，摆着几件“澳洲精铁”打造的刀剑，标价纹银十两，擦拭得锃亮，却无人问津。
“澳洲铁不是这个价。”刘混康在一家铁铺前停下，指着那些刀剑，“朕……我在汴梁看过工部采购文书，澳洲生铁运到江南，算上运费关税，每斤成本不过八十文。这一把剑用铁不到三斤，算上工费，值不了一两银子。”
铁铺掌柜是个精瘦的中年人，闻言抬起眼皮，嗤笑一声：“客官是北边来的吧？不懂行情。如今澳洲铁，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哦？为何？”
“都被几大商号包圆了。”掌柜压低声音，手指向西边，“‘江南商会’的周老爷、‘漕运联号’的沈老爷、还有‘织造公会’的顾老爷——这三位联手，把市面上澳洲铁扫了个干净。现在想要，得找他们的‘贷栈’买配额，价格嘛……翻三倍是起码的。”
刘混康不动声色：“官府不管？”
“管？”掌柜像听了天大笑话，“知府大人家的二公子，就在周老爷的商会里领干股。漕运衙门、市舶司、甚至……算了，多说无益，客官要买农具的话，小店还有些本地土铁打的，便宜，就是容易豁口。”
走出铁铺，张谦凑近低语：“老爷，苏州知府周延年，确实有个儿子叫周文举。据皇城司密报，此人未入仕，却在城南有座三进宅子，养着三房外室。”
刘混康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米市的情况更触目惊心。本该是秋粮上市的季节，米价却比春夏青黄不接时还高三成。几个老农蹲在街角，守着半袋糙米唉声叹气：“借了周记贷栈的印子钱买粮种，如今收了稻子，还了本息，就剩这点口粮。这个冬天难熬了。”
刘混康走近：“老丈，借了多少钱？利息几何？”
老农警惕地看他一眼，见是外乡人，才嗫嚅道：“春上借了五贯钱买种，秋收还七贯。周老爷说是‘仁义息’，比别家低哩。”
“五贯变七贯，四成息，仁义？”陈琳忍不住出声。
“还有更狠的咧。”另一个老农插话，“河西村的王老实，借了三贯，利滚利，秋后算账要还十贯。还不上，周老爷要他家三亩水田抵债。王老实想不开，跳了河……”
刘混康的指尖在袖中微微发颤。
他想起在汴梁看的奏折，苏州府年年报“民丰物阜，讼狱稀少”。知府周延年去岁还因“治绩卓异”得了嘉奖。
阳光完全升起时，三人来到城南。
这里的景象与贫民聚居的城北判若霄壤。高墙大院连绵不绝，门前石狮威武，屋檐下的灯笼即便白天也未熄灭，宣示着主人的财富与权势。最大的一座宅邸门楣上悬着金匾：“周府”。
“老爷，就是这里。”张谦低声道，“周延年的胞弟周延富的宅子，实际上是周家在苏州的生意总号。后院直通运河私埠，囤积的货物都从那里进出。”
刘混康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扇朱漆大门。门开了条缝，几个伙计抬着一口沉甸甸的木箱出来，箱角有暗红色的锈迹渗出——是铁锭。
“去敲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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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府花厅里，熏的是价比黄金的龙涎香。周延富坐在紫檀太师椅上，五十上下，面团团如富家翁，手上戴着一枚翡翠扳指，光泽温润。
他打量着眼前这三个不速之客，脸上挂着商人惯有的和煦笑容：“三位说是汴梁‘盛昌隆’商号的？不知要谈什么生意？”
刘混康没坐，站在厅中，环视四周。墙上挂着董其昌的字画，多宝格里摆着官窑瓷器，连脚下的地毯都是波斯进口的羊毛毯。这厅里任何一件摆设，都够普通农户一家吃用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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