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清州量子科技与未来产业孵化园的第二天，团队的核心成员们围坐在会议室里，桌上摊开着昨天的访谈记录和观察笔记。窗外的梧桐树在晨风中轻轻摇曳，阳光透过叶片间隙洒下斑驳光影。
“我们昨天看到的，是精英层面对‘不负时代’的回应。”赵晓颖的手指轻叩桌面，“但时代洪流中，不只有站在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人民’这个宏大概念，是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他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又如何在这个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问题悬在空气中，让讨论暂时沉默。小林翻看着笔记，忽然抬头：“颖姐，我昨天在孵化园门口，遇到了一位送外卖的小哥。他一边等单一边用手机听在线课程，是编程基础课。我问他为什么学这个，他说：‘总得学点什么，不能一辈子送外卖吧？时代变得这么快，不学就跟不上了。’”
“这就是普通人的‘不负时代’。”老方导演眼睛一亮，“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具体而微的生存策略和自我提升。”
王工推了推眼镜：“但我想知道的是，除了个体的努力，这个时代是否给了普通人足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负人民’不仅仅是个体如何奋斗，更是制度如何保障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这个问题成为团队新一天调研的起点。他们决定暂时离开高科技园区，走进清州的普通社区、街巷、工厂和田间，倾听那些不常被聚光灯照射的声音。
第一站是位于老城区的“春风社区”。这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正在进行综合改造。脚手架林立，工人们忙碌穿梭，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并未搬离，改造在“边住边改”中进行。
社区党委书记是个四十多岁、说话干脆利落的女同志，名叫周红。她带着团队在小区里边走边介绍：“我们这的居民，三分之二是退休老人，三分之一是外来租户。老旧小区改造，最难的不是技术，是人。”
在小区中心的小广场，几个老人正坐在翻新的亭子里下棋。团队走过去，在一张石桌旁坐下。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退休教师徐大爷，是小区“居民议事会”的召集人。
“改造开始前，我们开了不下二十次议事会。”徐大爷说话慢条斯理，却逻辑清晰，“要不要装电梯？每户摊多少钱？低层住户有意见怎么办？停车位怎么规划？绿化要不要保留老树？一桩桩一件件，都要商量。”
“那最后怎么达成一致的？”赵晓颖问。
“投票啊。”徐大爷笑了，“我们小区有自己的‘小宪法’——《居民自治公约》。重大事项，三分之二同意才能通过。装电梯那事，我们前后讨论了三个月，最后设计了一个阶梯式分摊方案，高层多出点，低层少出点，一层不出，但可以使用。投票时85%同意了。”
小林好奇：“那不同意的15%呢？”
“做工作啊。”周红书记接过话头，“我们组织同意的住户去不同意的人家里聊天，讲道理，算长远账。有两户一直不同意的，我们请他们去已经装了电梯的小区体验，又联系他们的子女一起劝说。最后只有一户实在不同意的，我们尊重，但电梯还是装了，他们可以用，费用暂时由社区基金垫付，慢慢沟通。”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王工记录着，“基层民主的实践，就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邻里协商中。”
徐大爷点点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不少事，知道‘民主’不是喊口号，是要落地的。现在时代好了，国家让我们自己商量着办自己的事，这就是进步。‘不负人民’，我看首先就是尊重我们老百姓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
团队又走访了几户居民。在刚装好电梯的单元楼里，住在五楼的李阿姨推着坐轮椅的老伴出来晒太阳，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以前一个月都下不了一次楼，现在天天能下来。这政策，实实在在想在我们老人心坎上了。”
但并非所有声音都是赞美。在小区东侧，几户一楼的居民对改造后的绿化布局仍有微词。“他们说我们的院子‘侵占公共绿地’，要统一规划。”一位姓陈的大爷指着自家门前一块精心打理的小菜园，“我在这住了三十年，这块地一直是我打理的。现在说改就改，我的菜怎么办？”
周红书记耐心解释：“陈叔，您看规划图，这一片是要建公共健身区，您门口这块正好在中间。您的菜园我们可以帮您挪到楼后那片阳光好的空地，还给您一样的面积，行吗？”
“那得保证阳光！”陈大爷态度缓和了些。
“一定，我们签协议。”周红爽快答应。
离开春风社区时，赵晓颖感慨：“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艺术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负人民’在操作层面，就是这些无数琐碎而具体的协商、妥协与共识。”
第二站，团队来到清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中小型制造企业——“明锐精密”。这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员工约三百人，其中70%是外来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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