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朗站在龙王庙门口，手里捏着那顶旧斗笠，花白的胡须上沾着干涸的湖泥。他的左脚微微往外撇，站姿有些歪斜，和韩伯安描述过的那种“左脚有旧伤”的步态一模一样。只是韩伯安描述的是凉州女人，不是他。
狄仁杰没有让他坐下，也没有请他进来。他挡在供桌前，一只手按在铁尺上，目光从周朗的脸上一寸一寸地扫过去。颧骨、眉弓、下颌线、耳廓的形状——他在寿州府衙档案房里见过的那张画像，画的就是这张脸。可画像上的周朗眉心有一颗黑痣，眼前这个人没有。
“你说三年前死在书房里的是你孪生弟弟周昭。”狄仁杰的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像铁钉钉在木板上，“你拿什么证明？”
周朗从袖子里摸出一本发黄的户籍册，翻到其中一页，递了过来。狄仁杰接过，低头扫了一眼。是前朝开皇十九年的寿州户籍底册，上面写着——“周朗，寿州剌史。弟周昭，字明远，同胎双生。”双生子的记录在户籍册上极少见，因为双生子通常会被视为不吉，官府登记时往往只录一人。可周朗和周昭的名字并排写在户籍册上，笔迹端正有力，盖着寿州府衙的朱砂官印。
“我祖父做过一任县丞，知道怎么跟衙门打交道。”周朗像是看出了他的疑虑，“我出生的时候，祖父给登记的胥吏塞了二两银子，让他把我兄弟二人都录上去。他说双生子别人不录是别人的事，我们周家的血脉一个都不能少。”
狄仁杰把户籍册还给周朗，让他进来。周朗把斗笠放在门口的石墩上，走进庙里，在供桌前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腰，从那叠香里抽出三炷，凑在长明灯上点燃，插进香炉里。香头的青烟笔直地升上去，和桑榆之前点的那几炷香混在一起，把木牌上三十六户的姓氏笼在一片淡蓝色的薄雾里。他退后两步，撩起袍子下摆，跪下去，额头磕在石板地上，磕了三下。磕完了，他把香灰抹在自己额头上，然后站起来。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像是已经重复了无数遍。
“三年了。”周朗说，“每年八月初九之后第九天，我都来。今天你也来了。”他抬起头看着桑榆，桑榆站在供桌另一头，两只手交叠在身前，手指上那些靛蓝色的染痕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幽幽的暗光。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狄仁杰拉过一只蒲团坐下，指了指对面的另一只蒲团。周朗会意，撩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盘腿坐在供桌前，中间隔着那只积满香灰的粗陶香炉。桑榆退了一步，靠在供桌边上，半张脸藏在木牌投下的阴影里。
“芍陂是开皇十九年修完的。”狄仁杰说，“三十年了。你弟弟替你死了三年，你躲了三年。为什么选在今天来见我？”
周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怀里，摸出一封信放在香炉旁边。信封是新的，纸面白得刺眼，和这座破庙里所有发黄的旧物格格不入。信封上写着——“寿州狄公亲启”。字迹潦草，墨色很新，像是昨晚刚写的。
“我收到了一封信。昨天傍晚有人把它塞进我住处的门缝里。”周朗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件怕被第三个人听见的事，“信上说——‘八月初九已过，狄仁杰已在龙王庙。来见。’我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可我知道他说的没错——你来了。你在庙里。所以我来了。”
“你住在哪里？”
“芍陂下游三十里，一个叫柳塘的小村子。我一个人住，打鱼为生。村里没人知道我是谁。”
狄仁杰没有追问他的住处。他的注意力被那封信吸引住了。信封上的字迹他认识——不是周朗的字，周朗的字他已经在周朗签字画押的旧公文上见过无数次了，端正有力，一笔不苟。这信封上的字潦草歪斜，笔画之间的连笔带着一种急促的节奏感，像是用左手写的。他在广州番禺陈家老宅门口见过同样的字迹——凉州女人留给阿秀的那本苗文小册子，封面上也是用左手写的字。在伏牛山三清观的香火簿上，韩伯安给他看过凉州女人留下的签名，也是左手写的。在桑大祠堂里找到的那张符纸背面，也有一行左手写的小字——“芍陂见底之日，便是收债之时。”
又是她。她从凉州到岭南，从岭南到豫州，从豫州到淮南，每到一处就留下一块靛蓝色的土布和一道符。现在她把一封信塞进了周朗的门缝里，把他从藏了三年的柳塘小村叫到了龙王庙，和狄仁杰面对面。她不但知道周朗还活着，知道周昭和周朗是孪生兄弟，还知道狄仁杰今天会到龙王庙。她甚至算准了狄仁杰会从桑大那里拿到土布、会从桑榆口中套出立碑人的秘密、会在八月十八这天出现在这座破庙里。
狄仁杰把信放下，手指在香炉边沿轻轻敲了一下。“你弟弟周昭为什么要替你死？”
周朗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手背上有晒出来的老人斑，虎口有常年握船桨磨出来的老茧。这双手曾经拿过笔、批过公文、签过死刑判决。现在它们只能握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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