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伯的供状写完那天，长安城下了一场细密密的春雨。狄仁杰把供状从头到尾看了两遍，递给苏无名誊抄归档，自己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透了透气。院子里那两棵小树冒了新芽，赵铁头蹲在石缸边上给金鱼换水，嘴里哼着跑了调的陇右小曲。
三天后，哑伯的户籍重新登记入册。狄仁杰把他安置在永和坊一间偏房里，离柳巷不远，离槐安坊也不远。赵铁头给他送去一套新被褥，又教他用掌根夹着扫帚扫院子。哑伯学得很慢，但每天傍晚都会把大理寺后院的石阶扫得干干净净，一片落叶都不留。
狄仁杰把槐安坊案的卷宗归入弓弦案余卷，在封皮上添了一行字——“陈四，槐安坊原住民。以暗渠引水逼迁坊民三十七人，意在翻郑安旧案。念其系被害人，不予追究。郑安已死，旧罪附卷封存。”写完搁下笔，把卷宗递给苏无名锁进柜子。
又过了几天，李元芳从西市买了一篓新上市的青梅，拎到书房里泡茶。狄仁杰正翻看一叠各地发来的例行公文，忽然从中间抽出一封，封口处盖的是寿州府的官印。他拆开信扫了一眼，眉头微微皱起。
“寿州那边出事了？”
“不是寿州。是桑家墩。”狄仁杰把信放在桌上，“寿州知府陶敏中发来的。桑家墩有个村民叫桑大，在自家祠堂后面挖地基盖新屋，挖到一半铁锹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扒开土一看——是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十三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注了一行死期。和前年在益州青石沟山神庙里发现的那根石柱上的名单一模一样。”
李元芳端茶的手停在半空中。“那根石柱不是郑有禄造的机关吗？孙承宗和鲁大通都死在柱子上，剩下的十一个人后来也被韦安石抓了。郑有禄现在在凉州教唐敬宗锯木头，他不可能又跑到寿州去埋块碑。”
“埋碑的人不是郑有禄。”狄仁杰把信递给李元芳，“桑大挖出来的碑上有郑有禄的署名——但不是郑有禄的笔迹。陶敏中拓了碑文寄过来，你自己看。”
李元芳接过信，里面夹着一张拓片。拓片上的碑文是用左手刻的，笔画歪歪扭扭，收尾处微微上挑——是韩翃的手法。碑文末尾刻着一行小字：“此十三人，罪在益州。柱倒之日，已伏其辜。今立此碑，以儆效尤。郑有禄代笔，韩翃刻石。”他把拓片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韩翃刻的碑。郑有禄让他刻的。可韩翃死在骊山之前，郑有禄还在凉州。他们什么时候碰过头？”
狄仁杰把拓片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极小的字，不是左手刻的，是用针尖划出来的，笔画细如发丝——“释月师姐之债已清。此碑留予桑榆。见碑如见师。”没有落款，只划了一座塔，塔顶的灯笼是灭的。他把这行字念出来，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这碑不是留给我们的。是留给桑榆的。阿纨在离开长安之前去了寿州，在桑家墩埋了这块碑。她知道桑榆还在照顾桑大，没有离开桑家墩，也知道桑大迟早会翻修祠堂挖出这块碑。桑榆看到碑上的字，就知道阿纨走了。”
“阿纨为什么要给桑榆留碑？”
“因为桑榆是最后一个还在绣符的人。阿纨离开长安之前把所有的符都绣完了，她大概觉得自己再也用不上针线了。她把这块碑埋在桑家墩，是告诉桑榆——债已清，你也不必再绣了。”
李元芳想了想。“那我们要不要去寿州？”
狄仁杰把拓片折好放进抽屉里。“不用去。碑是阿纨留给桑榆的，不是留给大理寺的。桑大挖出来之后报了官，陶敏中发了公文，这件事就算归档了。桑榆还在桑家墩，她知道碑是什么意思。就让它埋在那里吧。”
李元芳没有再问，端起茶壶给狄仁杰续了水，自己也倒了一杯青梅茶，坐在窗边慢慢喝。外面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苏无名正蹲在廊下给金鱼换水，嘴里念叨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赵铁头劈完最后一垛柴，坐在柴堆上用单手卷旱烟，烟丝撒了一地，哑伯拿着扫帚在旁边等着扫，两个人一个卷一个扫，谁也不说话，倒也默契。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了下来。狄仁杰每天批公文、翻旧卷、喝茶，偶尔去后院看赵铁头和哑伯拌嘴。李元芳又去西市学会了挑胡瓜，苏无名给金鱼换了新名字，这回头全换成了《楚辞》里的，什么“湘君”“山鬼”，赵铁头听了直摇头，说这名字取得太吓人，金鱼听了都不敢吐泡了。狄仁杰在书房里听见他们拌嘴，端茶盏的手停了一下，嘴角微微翘了翘。这种日子过久了容易让人忘了什么叫案子。
三月末，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塞进了大理寺门口的石狮子底下。守卫发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石狮子的爪子上还挂着露水。信封上只写了“狄公亲启”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是用左手写的。狄仁杰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句话——“四月八，浴佛节。寿州桑家墩，桑大死。”
李元芳一把抓起腰刀就要往外走，狄仁杰叫住了他。
“这封信不是今天写的。纸边已经发黄发脆，墨色陈旧发褐，至少是三个月前写的。有人提前算好了日子，把信塞在这里，等我们收到的时候，桑大已经死了。走，去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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