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东北屯子，冷得像老天爷把一整块铁砧子砸进了地心。风刮过苞米地残留的茬子，发出呜呜的哨音，卷起雪沫子往人脖颈里钻。屯子西头老杨家的烟囱，从后半夜就开始冒烟，到天蒙蒙亮时，那烟已经浓得化不开，跟铅灰色的天空糊在一起。
老杨头蹲在灶坑前添最后一把柴火，火光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跳动。他今年六十七，背有些驼，但胳膊上的筋肉还像老树根一样盘着。屋里热气蒸腾，大铁锅里水已经滚开，老伴正在往帘子上摆苞米面窝窝头。他们的儿子杨建国和媳妇带着小孙子住在县城，这五间大瓦房里就剩老两口守着。
“今儿个得磨点新面，”老杨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正月里建国他们回来，得包饺子。”
老伴没抬头，声音闷闷的：“磨坊里的石磨有些日子没动了，怕是得先拾掇拾掇。”
老杨头“嗯”了一声，套上厚重的棉袄，推开房门。寒气扑面而来，他眯起眼睛，朝院子西侧的磨坊走去。那是三间低矮的土坯房，他爷爷那辈盖的，墙皮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黄泥和草秸。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陈年的谷物粉尘味混着潮气涌出来。
磨坊正中央，就是那盘老石磨。磨盘直径五尺有余，青灰色石料，边缘已经被几代人的手磨得光滑。上扇磨盘正中凿着磨眼，旁边固定着一根粗壮的榆木磨杆。下扇磨盘牢牢嵌在石头底座里，底座四周常年潮湿，长着一圈深绿色的苔藓。最扎眼的是磨盘底座和地面接缝处，纠缠着密密麻麻的枯草和不知名的藤蔓，黑褐色的，像干涸的血渍。
老杨头记得，自打他记事起，这磨盘底下就缠着这些东西。他爹说过，磨盘接地气，吸地力，有点草根缠着正常，别动它，动了磨就不“认家”了。所以几代人磨面，谁也没真去清理过那底下。
他走到磨坊角落，从麻袋里舀出两瓢去年收的麦子，倒进磨眼。双手握住磨杆，深吸一口气，腰腿发力——石磨发出沉闷的“嘎吱”声，缓缓转动起来。起初有些涩，转了几圈后，渐渐顺畅，麦粒被碾碎的沙沙声均匀地响着，面粉从磨缝里簌簌落下，落在底下接面的簸箩里。
磨了约莫一炷香时间，老杨头停下来，用笤帚把磨台上的面粉扫到簸箩里。就在这时，他看见簸箩里的面粉上，躺着几根黑色的丝线。
他以为是自己的头发，摸了摸棉帽底下花白的短发，不对。又以为是老伴的，可老伴的头发没这么长，也没这么黑。他拈起一根，对着从破窗户纸透进来的光看——确实是头发，三尺来长，乌黑乌黑的，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一种不自然的亮泽。
老杨头皱了皱眉，没多想，以为是从房梁上飘落的陈年旧絮。他把头发挑出来扔掉，继续磨面。可接下来几天，每次磨面，簸箩里总会发现几根黑发，有时两三根，有时四五根。而且越来越多，到后来，磨出的面粉里星星点点都是黑丝，用细筛子怎么筛也筛不干净。
老伴最先抱怨：“这面咋回事？和出的面团里老有黑丝丝，看着瘆人。”
老杨头心里也犯嘀咕。他仔细检查了磨坊各个角落，房梁、墙角、麻袋，都没有这种黑发的踪迹。唯独磨盘转动时，黑发就从磨缝里掉出来，像是从石头里长出来似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屯子东头的王寡妇来借磨，要磨点黄米面蒸年糕。老杨头帮着推磨，王寡妇眼尖，刚磨了半圈就叫起来：“哎妈呀！杨叔，你这磨里咋有头发？”
老杨头脸上挂不住，支吾道：“许是房上落的……”
“不对，”王寡妇凑近看，脸色渐渐发白，“这头发……太长了，黑得邪乎。而且你瞅，是从磨缝里掉出来的。”
两人停下磨，盯着石磨看。磨盘静默地立在那里，像个蹲伏的巨兽。王寡妇突然压低声音：“杨叔，我听说……这种老物件，年头久了，容易招东西。”
“别瞎咧咧！”老杨头打断她，但心里那点不安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送走王寡妇后，老杨头一个人在磨坊里站了很久。他看着那盘磨，看着磨盘底下那些纠缠的、深褐色的藤蔓杂草，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得抬起来看看。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再也压不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屯子里几个壮实后生，许了每人一包烟，请他们来帮忙抬磨盘。后生们嘻嘻哈哈地来了，都觉得老杨头小题大做。
“杨爷，不就是几根头发嘛，兴许是耗子叼来做窝的。”
“就是，这老磨盘怕是有千斤重，抬它干啥？”
老杨头不说话，只是把麻绳、撬棍准备好。四个后生加上他，五个人围着磨盘站定。麻绳从磨杆孔穿过去，打个结实的猪蹄扣，众人各握一段撬棍，插进磨盘与底座的缝隙。
“一、二、三——起！”
齐声发力，磨盘发出石头摩擦的刺耳声响，缓缓升起。刚抬起不到一寸，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就钻出来——不是泥土的腥气，不是腐草的霉味，而是一种甜腻中带着铁锈味的、让人鼻腔发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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