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药品交易（1940年10月1日，晨6点）
香港，维多利亚港外一片僻静海域。
两艘渔船在海雾中缓缓靠近，船头挂着不同的渔家号旗——一艘是“闽渔108”，一艘是“粤渔203”。两船并靠后，几个身影迅速开始搬运货物。
“一百支盘尼西林，美国货，今年六月生产。”一个低沉的声音用粤语说，“验货。”
另一个声音用带口音的普通话回答：“一百根金条，成色99，每根一两。验货。”
黑暗中，手电筒的光束照在密封的铁盒上。打开盒子，里面是整齐码放的玻璃安瓿瓶，标签上的英文在光线下清晰可辨。另一边的箱子打开，黄澄澄的金条在微弱光线下依然耀眼。
双方各自验货。药品检验员用便携显微镜检查瓶身和标签，确认是真货且未过期。黄金检验员则用试金石和硝酸测试金条成色。
十分钟后，双方点头。
“交易完成。”
“合作愉快。”
没有多余的话，两艘渔船分开，各自驶向不同的方向，消失在晨雾中。
这趟交易是陈朔通过卡尔安排的。苏联在香港的“白手套”公司用黄金换药品，双方各取所需。一百支盘尼西林在黑市价值八万美元，换成一百根金条（约五万美元），表面看亏了，但实际上——药品是美国人免费提供的，黄金是实打实的硬通货。
更重要的是，这次交易完全在香港进行，与申城无关，切断了资金流向的追踪线索。
上午8点，消息通过加密信道传到申城。
“黄金已到手，今晚渔船运抵宁波。预计后天可到申城。”
陈朔收到消息时，正在检查王振国的“暴露”证据。时机正好——黄金到货日，就是王振国“暴露”时，双重干扰，让土肥原应接不暇。
第二幕·特别调查组的进展（10月1日，上午10点）
虹口区特高课总部，土肥原贤二听取各组汇报。
“银行监控组报告：过去三天，南洋贸易公司、太平洋航运、申江化工三家公司共进行大额交易七笔，总额十二万美元。其中五笔转到香港，两笔提现。交易理由都是‘商业投资’或‘紧急采购’，但银行内部评估认为理由不充分。”
“公司调查组报告：这三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复杂，有多层控股，最终实际控制人难以确定。但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三家公司都与美国领事馆有密切联系，近期都获得了领事馆的‘关注函’。”
“无线电监控组报告：过去一周，租界区域检测到十七个可疑无线电信号，其中三个功率大、加密等级高，疑似专业情报电台。位置大致在法租界中部区域，但具体地点还在排查。”
三份报告，三条线，都指向租界深处隐藏的网络。
土肥原听完，问：“那个疯癫预言家李玄清的死因，医学报告出来了吗？”
“出来了。”影佐递上报告，“仁济医院的结论是突发性脑出血，诱因是陈旧性头部外伤和长期精神紧张。尸体已经火化，无法进一步检验。”
“太巧了。”土肥原放下报告，“我们需要查的时候，人就死了，尸体火化了。影佐君，你不觉得这像在灭口吗？”
“将军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李玄清可能不是疯子，而是传声筒。”土肥原站到地图前，“有人把情报伪装成‘预言’透露给他，他到处宣扬，消息就传开了。等我们发现时，让他‘自然死亡’，线索就断了。很干净的手法。”
会议室一片寂静。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对手的手段就太高明了——用疯子当盾牌，死了还能当烟雾。
“不过，”土肥原话锋一转，“再高明的棋手，也会留下破绽。我们的突破口，就在资金和电台上。继续查，我要知道：是谁在给这三家公司提供资金？是谁在使用那些电台？”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组员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将军，有重要发现！”
“说。”
“我们排查码头工人时，有个人说见过一个叫王振国的人——就是那个失踪的外交部职员。他说上个月在十六铺码头，看到王振国和两个德国人交谈，还递了一个信封。”
“具体时间？地点？证人背景？”
“时间9月15日下午，地点码头三号仓库附近。证人叫刘阿四，四十岁，码头苦力，背景干净。他说记得清楚，因为那天他搬的货特别重，休息时正好看到。”
土肥原眼睛亮了：“带刘阿四来，我要亲自问。”
第一条关于王振国的线索，出现了。
第三幕·证人的证词（10月1日，下午2点）
特高课审讯室，刘阿四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上。他是个典型的码头工人，皮肤黝黑，手掌粗大，衣服上还沾着煤灰。
“刘阿四，不要紧张。”土肥原亲自问话，语气温和，“把你看到的说一遍就行。”
“是……是。”刘阿四咽了口唾沫，“那天是9月15号，下午三点多。我在三号仓库卸煤，累了，在仓库后门抽烟。看到三个人在那边说话——两个外国人，金头发，高鼻子，穿西装；一个中国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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