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楼第四层，黄家的客厅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家具气息和炖肉的油腻香味。肥波黄大卫搓着手，脸上带着一种深沉的焦虑，对着坐在旧沙发上的父母——黄建军和周爱华说：“爸，妈！徐哥亲口说了！等我和玲玲把婚事办了，就给我们安排！所谓体面活儿！怎么办？！”
黄建军，一个干瘦、脸上刻满风霜痕迹的老头，闻言只是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浑浊的眼睛在烟雾后打量着坐在儿子旁边、显得有些拘谨的玲玲。周爱华则不同，她立刻堆起满脸笑容，亲热地拉过玲玲(李凌波)的手，那手粗糙却很有力。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玲玲！”周爱华的声音又尖又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喜悦，“徐老板那是咱们县里的这个！”她竖起大拇指，“他肯安排，那指定是又清闲又赚钱的好差事！你和我们大卫啊，真是有福气！这婚事啊，可得抓紧办！挑日子没？我看下个月初八就不错！”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拍着玲玲的手背，眼神热切地在她和肥波之间逡巡，仿佛已经看到了儿子成家立业、抱上孙子的美好图景。黄建军也终于从烟雾里抬起头，哑着嗓子附和：“嗯，徐老板……仁义。成了家，就踏实了。早点办吧。”
压力像无形的潮水，瞬间将玲玲淹没。她感觉周爱华粗糙的手心像砂纸一样磨着自己的皮肤，那热切的目光几乎要将她灼穿。第四次了。这已经是她第四次为了任务，披上嫁衣，扮演新娘。前三次——杀妻案里的王玲玲，药厂案里的王玲玲，山寨里的张翠花——每一次都伴随着强烈的羞耻和生理性的厌恶，像被迫吞下肮脏的泥浆。
但这一次，当“结婚”两个字从肥波和他父母口中如此热切、如此理所当然地说出来时，一种全新的、冰冷粘稠的情绪，像毒蛇一样悄然缠上了她的心脏。她有种预感，这次任务会耗时漫长，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甚至——失败！她不敢想象会怎么样！
恐惧。
不是对任务风险的恐惧，也不是对身份暴露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深沉、更荒诞的恐惧——恐惧太长时间的夫妻生活，自己真的会成为“黄大卫的妻子”。恐惧这个虚假的身份会像这身硅胶一样，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在周遭所有人热切的认同下，最终长进她的血肉里，再也无法剥离。恐惧那个镜子里穿着红裙或花袄的“新娘”，最终会彻底覆盖掉李凌波这个男人的轮廓。
这份恐惧如此真实，又如此荒唐，让她指尖冰凉，几乎要在周爱华热切的注视下颤抖起来。她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掌心，尖锐的疼痛让她瞬间回神。为了办案，为了拔掉南安县这颗赌博毒瘤……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口的翻涌，脸上挤出一个温顺又带着点羞涩的笑容，轻轻点了点头：
“嗯……听叔叔阿姨和大卫的。”
……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双方“父母”见面（玲玲这边自然是李大纲找人假扮的“王建国”和“张淑芬”），商定婚期，筹备婚礼。黄家对这场婚礼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或者说，倾注了他们对“上流社会注了他们对“上流社会”的全部想象——他们执意要办一场“洋气”的西式婚礼。
玲玲被黄母周爱华拖着，试穿了几件租来的婚纱。最终选定了一件肩部缀满廉价亮片、裙摆蓬松得像一团巨大泡沫的白色婚纱。当玲玲第一次在狭小的婚纱店试衣镜前，看到那个被层层叠叠的白纱包裹的身影时，她愣住了。
镜子里的人影，让玲玲(李凌波)的呼吸骤然一滞。
层层叠叠的洁白纱缎，如同被月光浸透的云朵，将“她”的身体温柔又彻底地包裹。粗糙的、缀满廉价亮片和塑料珍珠的蕾丝摩擦着颈部敏感的皮肤，带来一种陌生而刺痒的触感。腰身被内衣和鱼骨紧紧勒束，勾勒出一种极不自然的、却又被世俗定义为“美好”的曲线。巨大的裙摆蓬松绽开，沉甸甸地铺陈在脚下，像一场盛大而脆弱的梦。
最让她怔住的，是丰满的胸脯，深深的乳沟，充满了女性美！还有那片头纱。轻薄的白色软纱，从临时盘起的发髻上垂落，朦胧地遮住了大半视线，为镜中世界镀上了一层柔光滤镜。透过这层滤镜，镜子里那个身影的面容显得模糊而遥远——厚重的粉底掩盖了男性的脸影，精心描画的眼线和假睫毛弱化了眼神的锐利，口红勾勒出的唇形饱满而柔和。男性的棱角在脂粉和纱幔的共谋下，奇异地消融了。
只剩下一个……新娘。
一个即将走向婚礼殿堂的、披着圣洁白色的、符合所有人期待的新娘。
心动？！
这不是对肥波，绝不是。而是对这身衣服，对这个仪式本身所承载的、被世人赋予的庄重与美好幻想，产生了一丝……幸福感？仿佛在这一刻，剥离了所有卧底的算计、身体的伪装和内心的抗拒，仅仅作为一个“即将成为新娘的女人”，被这纯粹的、充满象征意义的白色所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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