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时代,元久二年冬。
小野村藏在越后山脉的褶皱里,像一粒被神明遗忘的米。三十七户人家,百来口人,靠山吃山,靠死去的祖宗留下的规矩活着。其中一条规矩是:老人活到六十八岁,就该自己走进山里去死。
不是立刻死,是“参山”——带上三天的米,一壶水,独自走进深山。三天后若回不来,便是山神收去了;若回来,全村人的眼神会比冬天的溪水更冷。近五十年,没有回来的人。
阿助的母亲,今年六十九了。
去年冬至,母亲六十八岁生日那天,村老们送来一升米,一个竹水筒,话没说,只是放在门口。母亲收下了,却没动。她说腿脚疼,等开春。
春天来了,她又说等看完今年的樱花。
樱花落了,她说等田里的秧苗插完。
如今已是深秋,山毛榉的叶子红得像血,村老们的眼神开始长出刺。昨天,最年长的源藏爷挂着榆木拐杖来了,在阿助家的土间站了半晌,最后只说一句:“该上路了。”
阿助跪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土地,应了一声:“是。”
今夜,阿助在灶间磨柴刀。刀石与铁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像某种小兽在啃咬骨头。里屋传来母亲的声音:“阿助,还在磨吗?”
“就快了,母亲。”
其实刀早就磨利了。他只是在拖延时间。
里屋的纸门上映出母亲的剪影。她坐在被褥上,背挺得笔直,手里在做针线——在缝一件新的衣服,白麻布,针脚细密。她说要穿着新衣上路。
“明天,我自己能走。”母亲的声音平静,“不用你背。”
阿助的手停了。柴刀锋利的刃在油灯下泛着寒光。
“山路险,”他说,“我背您。”
沉默。只有灯芯燃烧的噼啪声。
良久,母亲说:“那就辛苦你了。”
阿助继续磨刀,磨到刀身烫手才停。他吹熄油灯,躺在冰冷的榻榻米上,睁着眼看黑暗。屋外,山风穿过峡谷,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他想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上山采蘑菇,那时母亲的背很宽,很暖,山风也是这样的声音。
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现在母亲的背佝偻得像一张用旧的弓,皮肤松垮地挂在骨架上,眼睛浑浊,看人时总像透过你在看别的什么。更可怕的是,她身上开始散发出一种气味——不是老人味,而是更深的、像潮湿的泥土下埋着什么正在缓慢腐烂的气味。
阿助翻了个身,强迫自己入睡。
明天还要走很远的路。
天未亮,阿助就起来了。
他煮了最后一锅米粥,蒸了两块年糕。母亲已经穿戴整齐,那件新缝的白麻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套在稻草人上。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仔细咀嚼,仿佛要记住粮食最后的气息。
“米缸里还有半斗米,”母亲说,“够你吃到明年开春。后山的竹林里,我埋了一坛钱,在你父亲死的那棵松树下,三尺深。够你娶个媳妇。”
阿助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腌菜在桶里,够吃一冬。你的棉衣我补好了,在柜子最上层。”母亲放下筷子,碗里的粥还剩一半,“好了,走吧。”
阿助蹲下身。母亲趴到他背上,轻得不像个活人——骨头硌着他的背,几乎没有肉。
村口,源藏爷和几个老人已经站在那里,像几截枯木。没有人说话,只是默默看着阿助背着母亲走上进山的小路。那是条几乎被荒草淹没的路,只有弃老的人才会走。
阿助不敢回头。
山路起初还算平坦,但越走越陡。母亲在他背上很安静,只在他脚步不稳时,轻轻“啊”一声。
“母亲,重吗?”他问。
“不重。”母亲的声音从耳后传来,“你小时候,可比我现在重多了。”
阿助鼻子一酸。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太阳升到头顶,林子里却依然昏暗。这里的树长得异常高大,树冠交错,遮天蔽日。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寂静中只有阿助的脚步声和喘息声。
“停一下。”母亲忽然说。
阿助把她放下,靠在一棵巨大的杉树下。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腌梅子。
“吃吧,还有力气。”
阿助接过,梅子咸得发苦。他看向母亲,发现母亲正盯着杉树的树干看。
“怎么了?”
“这棵树,”母亲伸出手,枯槁的手指抚摸着树皮,“我认识。”
阿助看向树干——上面刻着一些模糊的痕迹,像是文字,又像是图案,年代久远,几乎与树皮融为一体。
“您来过这里?”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继续抚摸树皮,眼神遥远。“继续走吧,天黑了就不好走了。”
重新背上母亲,阿助觉得母亲似乎重了一些。也许是错觉。
又走了一个时辰,路彻底消失了。眼前是密不透风的灌木和藤蔓。阿助抽出柴刀,劈开一条路。刀锋砍在藤蔓上,流出的汁液是暗红色的,黏稠得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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