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1929年10月24日，中午12点，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紧急聚在一起，凑出2000万美元救市基金。交易所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被推到台前，成了这场危机中的“英雄”。下午1点15分，他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刻意放慢脚步，在全场数百道绝望的目光注视下，一步步走到美国钢铁的交易台前。
“1万股美国钢铁，205美元！”他刻意提高声音，报出的价格比当前市价高出15美元。一瞬间，大厅里爆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欢呼，人们挥舞着手臂，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可没人注意到，惠特尼额角渗出的冷汗，正沿着鬓角悄悄滑落——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2000万美元的救市资金，如同泼入火海的一杯香槟，根本无法阻挡熊熊燃烧的恐慌。他能做的，只是在崩溃前，演好“救世主”的角色。
下午2点，绝望开始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位身着华贵貂皮大衣的女士，发髻散乱地冲进交易大厅，颈间的珍珠项链扯得歪斜，她死死抓住一位经纪人的胳膊，将项链往对方手里塞：“抵押！我用这个抵押！快帮我补保证金！”经纪人却冷漠地推开她的手：“女士，现在只认黄金和现金，珠宝没人要。”
女士踉跄着跌倒在地，怀中的交易单散落一地，如同白色的雪片将她覆盖。她趴在地上，肩膀剧烈颤抖，哭声混着大厅的嘈杂，渐渐被淹没。而在街角的“华尔街俱乐部”里，哥伦比亚信托公司的行长约瑟夫正举着香槟杯，与几位做空机构的负责人碰杯：“做空协议全签妥了，今晚过后，我的财富至少暴涨45倍。”窗外传来警车的警笛声和路人的哭喊，他却笑着切开桌上的庆祝蛋糕，奶油深处渗出的果酱，在灯光下猩红如血。
不仅是人，连承载着金融运转的机器也彻底崩溃。自动报价机的纸带越吐越慢，到下午3点，已经延迟了整整两个小时——这座世界金融神经中枢的信息传递，彻底陷入瘫痪。交易所的职员们彻夜未眠，在堆积如山的纸带中翻找着交易记录，有人揉着发红的眼睛，对着满屏的数字发呆；有人体力不支，直接昏倒在工作台前，被抬出去时，手中还攥着半截铅笔。
下午4点整，收盘的钟声准时响起，那沉闷的声响如同丧钟，在华尔街的上空回荡。这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达到了恐怖的1289.5万股，道琼斯指数暴跌11%。资本的神庙轰然倾塌，留下的是一片狼藉的废墟，和无数被埋葬的梦想与希望。
下午5点后，清洁工推开交易所的大门，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被撕碎的遗嘱，纸片上还留着钢笔的划痕；旁边，一枚闪着微光的铂金婚戒被遗弃在纸堆里，戒圈内侧刻着的“1920.6.18”，是曾经的誓言，如今却成了被财富抛弃的残骸。
夕阳如血，将华尔街的玻璃窗染成一片猩红。交易所穹顶的时钟指针，冰冷地定格在这一刻。擦鞋童帕特将皱巴巴的交易单折成纸船，轻轻放入混浊的东河，看着它随着水流漂向远方，转身走向街角那盏亮着“救济站”招牌的灯；银行家约瑟夫在华尔道夫酒店的套房里，切开了庆祝的蛋糕，果酱的甜腻中，掺着一丝无人察觉的血腥味；而“英雄”惠特尼独自留在空荡的交易大厅，他那2000万美元的救市资金，早已如同石子沉入无底深海，连一丝涟漪都未曾真正泛起。
远在上海法租界的徐公馆，此刻正是深夜。书房里，徐渊接过管家递来的跨洋电报，指尖划过电文上的数字——“道指暴跌11%，做空收益达预期”。他将电报放在烛火旁，看着纸页渐渐蜷曲、燃烧，最后化为灰烬。窗外的霞飞路依旧灯火通明，可他知道，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已经正式拉开序幕。而他，早已备好方舟，静候风暴来袭。
10月25日（星期五），“黑色星期四”的余悸尚未消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青铜大门刚开启，便被带着侥幸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前一日巨头们2000万美元的救市资金，加上报纸头版“市场已企稳”的安抚报道，让不少投资者抱着“抄底”的心态涌入。
上午10点，道指开盘后小幅反弹，美国钢铁、通用电气等龙头股的股价略有回升，大厅里响起零星的欢呼。穿西装的男人们攥着咖啡杯，互相传递着“危机已过”的乐观论调，连角落里的擦鞋童帕特，都忍不住驻足聆听——他还抱着“股价能涨回来”的微弱希望。
但这不过是恐慌中的短暂喘息。午后，做空机构开始新一轮抛售，“通用汽车5万股抛售”“美国无线电3万股平仓”的喊价声接连响起，刚回暖的股价再度掉头向下。自动报价机的纸带越吐越快，延迟时间从昨日的2小时增至3小时，职员们手忙脚乱地整理交易记录，有人直接用袖子抹掉额头上的冷汗。
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再次出现在VIP包厢，这次他不再强装镇定，而是频繁出入，与其他金融巨头紧急磋商（演技高超）。傍晚收盘时，道指虽仅微跌0.6%，但交易量仍高达950万股，远超平日水平。街头的咖啡馆里，投资者们围着收音机，没人再谈论“繁荣”，只有压低声音的揣测：“明天，还撑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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