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假期，沈砚之并未真正休息。他利用“赵明远”这个新身份，在重庆市区看似随意地逛了逛，熟悉这座山城的地形与氛围，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找到组织留下的联络信号。按照与接应人约定的紧急备用方案，他去了位于朝天门附近一家名为“墨韵斋”的旧书店，在指定书架的一本《诗经》扉页上，用特定颜色的铅笔留下了一个代表“已安全潜入，等待指示”的隐秘符号。做完这一切，他如同一个真正的游客，买了些当地特色的吃食和几张明信片，便返回了训练班安排的临时住处，深居简出。
假期结束，八名入选者准时在训练班集合，随后被一辆蒙着帆布的军用卡车，载往了军统本部所在的区域。卡车在依山而建、戒备森严的建筑群中穿行，最终停在了一栋灰扑扑的、毫不起眼的四层小楼前。楼外没有悬挂任何标识，只有持枪哨兵冰冷的目光和无处不在的暗哨，无声地宣告着此地的不同寻常。
这里，就是军统电讯处，战时中国情报网络的中枢神经之一。
初入电讯处，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与训练班截然不同的、高度紧张且精密运转的氛围。空气中弥漫着纸张、油墨和机器散热混合的独特气味，走廊里来往的人员步履匆匆，神色凝重，低声交谈着术语和代号，仿佛每个人都承载着关乎战局胜负的秘密。巨大的工作室内，数十台型号各异的电台和侦听设备发出低沉的嗡鸣，报务员头戴耳机，全神贯注地收发电文，译电员则伏在案前，对着天书般的密码本奋笔疾书。
沈砚之和其他七名新人被编入不同的科室。他被分配到了侦听科，主要负责监控、记录和初步筛选空中异常信号，这是接触各类无线电信息的第一道关口，也是获取敌方情报的源头之一。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位置，既能接触到海量信息，又不像译电科那样直接面对破译后的核心内容，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符合他“新人”的身份。
他的直接上司是一位姓胡的科长，一个面色蜡黄、眼袋深重、看起来长期睡眠不足的中年男人。胡科长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将沈砚之带到一个工作台前，指着一台老旧的侦听设备和一堆记录表格，言简意赅地交代了工作职责和纪律：“熟悉设备，按时轮班，记录所有异常信号特征，包括频率、出现时间、信号强度、调制方式，有任何无法判明或疑似敌台的信号，立即上报，不得擅自处理。这里，多看，多听，少问，更不许对外透露半个字。”
沈砚之点头应下，表现得如同一个初来乍到、谨小慎微的新人。他很快投入工作，操作设备对他而言轻车熟路，但他刻意放慢了速度，表现出对这台特定型号设备的“生疏”和学习过程。他仔细记录着每一个捕捉到的信号，从商业电台的广播，到友军部队的通讯，再到各种来源不明、时断时续的杂波。
工作间隙，他也在悄然观察着身边的同事。侦听科人员构成复杂，有像他一样的年轻新人，也有经验丰富的老报务员，有人埋头苦干，也有人眼神闪烁，私下传递着不易察觉的眼色。他注意到，那个与他一同入选的孙宏宇，被分配到了设备维护科，偶尔会到侦听科来检修机器，每次来，目光似乎都会在他身上停留片刻。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沈砚之正在值班，耳机里突然捕捉到一段极其微弱、但节奏规律、明显不同于寻常广播或通讯的莫尔斯码信号。信号来源飘忽不定，加密方式也颇为奇特，与他之前记录的任何已知信号模式都对不上。他立刻提高了警惕，按照规程，详细记录了信号特征，并在交班时，将记录呈报给了胡科长。
胡科长扫了一眼记录，蜡黄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嗯，知道了，放着吧。”
沈砚之注意到，胡科长并没有像处理其他可疑信号记录那样，立刻召集人员分析或向上汇报，而是随手将那页记录塞进了一叠待处理的文件底部。
这细微的异常，引起了沈砚之的怀疑。这个信号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胡科长是单纯的懈怠，还是……另有隐情？
他没有声张，默默记下了这个信号的特征和出现的大致时间。
又过了两日，沈砚之在走廊里与苏曼卿不期而遇。她似乎刚从某个会议室出来，身边跟着两名神情严肃的军官。她依旧穿着合体的校官制服，身姿挺拔，面容清冷。看到沈砚之，她的脚步并未停留，只是目光在他脸上掠过，微微颔首，算是打过了招呼。那目光依旧带着审视，但似乎比在训练班时，少了几分外露的锋芒，多了几分深不见底的平静。
沈砚之立刻侧身让路，恭敬地立正：“苏长官！”
苏曼卿没有回应，与同僚径直走了过去，留下一缕极淡的冷香。
然而，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沈砚之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跟在她身后的一名军官，手里拿着的一份文件摘要的标题，隐约是“……江南匪区……电讯联络……”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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