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八日,南京城,天刚蒙蒙亮,太庙与奉天殿便已被匆忙布置妥当。
尽管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少数人极力劝阻,建议“缓称监国,以待北方消息确定,确认陛下安危后,再作定夺”,以免落下谋逆之名。
可在沈万金、江南士绅,以及一众急于抢夺拥立之功的官员的极力推动下,监国仪式,还是悍然举行了。
朱由崧身着亲王冕服,在百官的簇拥下,进入南京太庙,祭告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哭诉国难当头、身不由己。
而后前往奉天殿,接受百官朝拜,正式就任大明监国,随即发布《大明监国福王朱由崧布告天下诏书》,企图以诏书的形式,制造舆论既成事实,拉拢南方各省官员归顺。
这份诏书,字字句句都披着“不得已”“权宜之计”的外衣,实则满是篡逆之心,核心只有三点:
其一,公然污蔑崇祯被“劫持”,造谣称“逆臣卢方舟,挟持天子于宣府,隔绝中外,政令不通,意图谋反”。
其二,擅自自封监国,宣称“孤,太祖高皇帝苗裔,福王世子朱由崧,国难当头,不得已暂摄监国,以系民望,以安社稷”。
其三,遥尊太上皇,“遥尊今上为太上皇帝,待孤扫清妖氛,率军北上,迎回圣驾,孤当即刻奉还大政,绝无半分私心”。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南京小朝廷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
而这个仓促拼凑起来的小朝廷,最大的软肋,便是无兵可用。
江南承平已久,卫所兵早已腐朽不堪,战力低下,根本无法担当起防御重任,想要割据江南、对抗北方,必须尽快拉拢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他们思来想去,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张献忠的残部。
随着张献忠在襄阳被杀,其义子孙可望收拢残部约三万人到处流窜。
后来,本欲趁李自成破京、天下大乱之际,夺取四川,自立门户。
他率军东进,却在夔州,遭遇了明末传奇女将秦良玉的阻拦。
彼时,秦良玉已年届七十岁,却依旧精神矍铄,披甲持矛,亲自率领五千精锐白杆兵,扼守夔州险关,严阵以待。
孙可望急于攻入川中自立,轻敌冒进,贸然率军进攻,却被秦良玉的白杆兵以滚木礌石、土雷火弩打得大败,伤亡数千人,连攻半月,始终无法突破夔州防线。
僵持之下,孙可望得知卢方舟已平定辽东、即将率军回师,自知夺取四川无望,心中顿时生出退意,犹豫不决,不知该率军前往何处。
恰在此时,南京小朝廷的使者,秘密抵达了孙可望的军营。
来人是沈万金的心腹,携带重金与册封诏书,当面许诺孙可望:
“将军若愿率部东下,辅佐监国殿下,我朝愿封将军为‘靖南侯’,总制湖广军务,节制湖广所有兵马,今后江南的粮饷,优先供给贵部,绝不拖欠。
将军还可任意调用江南财力,扩充兵力,图谋大业。”
孙可望本就野心勃勃,如今四川不可得,江南富庶之地近在眼前,又有如此丰厚的许诺,当即心动,毫不犹豫地应允了下来。
八月,孙可望率领三万残部,顺江东下,驻屯安庆,成为南京伪朝手中第一支“嫡系”武装力量,也成了他们对抗北方的底气。
与此同时,江南伪朝还派人暗中联络了福建的郑芝龙,企图拉拢这位海上霸主,为他们提供水师支援。
郑芝龙乃是东南沿海的绝对霸主,拥战舰近千艘、私兵数万,牢牢控制着东南沿海的所有贸易,富可敌国,势力庞大。
他本在观望时局,不愿轻易站队,可沈万金代表江南士绅,带来了极具诱惑力的条件:
“若郑公愿意支持监国殿下,辅佐南京朝廷,今后朝廷便开放海禁,所有出海贸易,皆由郑家特许经营,无人敢干涉。
且江南漕粮北运的护航之利,也尽数归郑公所有,保郑家世代富贵,权势不减。”
郑芝龙心中盘算,卢方舟在北方强势无比,平定辽东、安抚草原,威望极高。
若他日后统一天下,必定会收回海权,整顿海上贸易,到那时,自己的权势与利益,必定难以保全。
而南京小朝廷孱弱无能,根基不稳,极度需要倚仗自己的水师,若投靠他们,自己便能继续掌控海上贸易,甚至可以趁机扩充势力,割据福建,坐观成败。
一番权衡之下,郑芝龙表面上答应“效忠监国,辅佐南京朝廷”,实则首鼠两端,敷衍了事。
他仅派次子郑渡率领少量船队驻防镇江,做做姿态,依旧在暗中观望时局,一心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至此,南京伪朝,终于拼凑起一个脆弱不堪的联盟,看似声势不小,实则内部分歧重重,各怀鬼胎。
政治核心,是庸碌无能的傀儡朱由崧,以及操控朝政的钱谦益、韩赞周等人。
军事支柱,是心怀异心的孙可望残部三万驻安庆,敷衍了事的郑芝龙水师驻镇江,以及战力低下的江南各地卫所兵五六万人。
财政支撑,是江南士绅和走私集团,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钱财,只为保住自己的走私利益。
精神旗帜,则是史可法等少数尚有清誉、心怀大明的官员,他们被裹挟其中,无力反抗,只能被迫为这个伪朝站台,徒有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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