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喧嚣渐次消散，残留的烟味与未平的思想交锋在空气里沉淀。林瀚随人流走出，刻意放慢脚步落在末尾，背后审视、好奇的目光交织，马向前处长那几乎实质化的不满如芒在背，他却无暇顾及，大脑仍在高速复盘着方才的每一句对答，推演着所有可能的后果。
没有返回嘈杂的大办公室，他拐进楼梯间，踏着冰冷的混凝土台阶拾级而上，直至通往天台的铁门处才驻足。这里隔绝了喧嚣，唯有北京秋日高远天空的微光，从门缝里悄然渗入。
他从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只小巧的铝制烟盒——这是原主留下的习惯，里面装着几支“香山”牌香烟。他本不嗜烟，此刻却需要一点辛辣的刺激平复激荡的心绪，更需要一方独处的空间梳理思绪。
“嚓”的一声，火柴划亮，橘色火苗舔舐着烟纸。辛辣烟雾吸入肺腑，带来一阵微醺的眩晕。他倚着冰凉的墙壁，缓缓闭上眼。
“还是太急了吗？”他低声自问。马向前的反应虽在预料之中，但那种根深蒂固的抵触与近乎本能的意识形态攻击，仍带来沉重的压迫感。这绝非几句机锋与理论便能化解，而是两种思维模式、两条路径依赖的正面碰撞。
可他并不后悔。温水煮青蛙固然稳妥，可八十年代初的每一个决策窗口都稍纵即逝。他必须用足够分量的“惊雷”，才能惊醒一部分人，才能在看似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撬开一道缝隙。
曾卫国司长最后那意味深长的一瞥，再度浮现脑海。没有赞许，没有批评，唯有深不见底的平静。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革命，究竟是将自己视作可造的“奇兵”，还是需要严加管束的“麻烦”？
烟雾缭绕中，思绪飘向远方。前世研读的卷帙浩繁的史料，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惊心动魄的争论与博弈，一一在眼前闪过。今日之所历，不过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一粒微尘，真正的风浪还在前方。
“路还长，要稳当点走啊。”王海处长的话语再次回响，是善意提醒，亦是隐晦警告？或许兼而有之。在庞大的官僚体系里，锋芒太露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掐灭烟头，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林瀚整理好衣领，确认身上没有留下烟味，才推开铁门下楼，回到那张堆满文件与报纸的科员办公桌前。
同一时刻，曾卫国司长已返回办公室。他没有开灯，任由傍晚的昏暗光线笼罩房间，深陷在藤椅中，宽大的玻璃板办公桌上，林瀚的报告与会议发言记录整齐叠放。
点燃一支烟却未抽，任由红色火点在昏暗中明灭。林瀚今日的表现远超预期，这个年轻人的沉稳、机变与扎实理论功底，不像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反倒像在政策研究领域浸润多年的老手。尤其是对潜在风险的前瞻性思考与应对策略，几乎滴水不漏，这不仅是天赋，更仿佛藏着未卜先知的洞察力。
“真是个异数。”曾卫国低声自语。一生阅人无数，历经战火与政治风浪的他，从未见过如此矛盾的年轻人——既有超越年龄的老练，又怀揣着近乎理想主义的激情。
报告的价值他心知肚明，这绝非一篇普通论文，而是极具操作性的行动指南。若能付诸实践，或许能为僵持的经济局面闯出一条血路，但风险同样巨大，一旦失败，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保，还是不保？保他，意味着要站到前台，与马向前及背后可能存在的保守势力博弈，自己这艘在计委航行多年的“旧船”，能否扛住这股“新风”的冲击？更何况林瀚的某些观点，确实触碰了敏感底线。
不保？让报告就此搁置，让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被磨去棱角，最终泯然众人？曾卫国望向窗外渐亮的万家灯火，心中涌起不甘。想起年轻时的抱负，想起为建设新中国呕心沥血的岁月，难道要因畏惧风险，扼杀一个可能带来改变的火种？
张景春副主任的身影浮现在脑海。这位计委领导层中少有的开明技术型领导，既有深厚理论素养，又敢于务实探索，或许能看出报告的真正价值。
良久，曾卫国掐灭燃尽的烟蒂，仿佛下定了决心。他没有用电话，而是拧开台灯，铺开印有“国家计划委员会”抬头的信笺，拿起那支用了多年的“金星”钢笔。
笔尖悬停片刻缓缓落下，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要写一份非正式却分量极重的推荐信，既要传达报告的核心价值，又不能显得急切冒进；既要彰显林瀚的才华，又要避免过度褒奖引来非议；既要表明自身态度，又要巧妙将决定权交还上级。
“景春副主任：近日，我司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林瀚同志（京华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在学习业务之余，撰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设立沿海经济特区，试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初步构想与实施建议》的研究材料。该材料观点较为新颖，对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及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机遇做了一些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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