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兴教育，统一思想”的宏图落到实处，李斯以近乎偏执的严谨，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一项看似基础、却关乎帝国未来的奠基性工作中——他亲自挂帅，主导编撰一套全新的启蒙典籍。他深知，童蒙时期是塑造人一生世界观、价值观的黄金阶段，那些最初映入眼帘的文字、最先叩击心扉的故事，往往会在纯净的心田里埋下最深沉的种子，影响其一生轨迹。因此，编撰一套能够准确传递官方意志、塑造合格帝国顺民的启蒙教材，其战略意义，在李斯心中，丝毫不亚于制定一部完备严明的法典。这不仅是教化，更是思想疆域的开拓与巩固，是一场无声却至关重要的战争。
李斯对这套启蒙典籍的编撰，提出了极其明确、不容丝毫偏离的纲领。他亲自遴选了一批文采出众、立场坚定、绝对“可靠”的博士官与资深文法吏，在丞相府内专门辟出一处静室，设立了临时的“编撰馆”。他自任总纂官，并非虚职，而是真正深入其间：定期召见编撰官，听取详尽进展；所有初稿必须呈送其案头，由他逐字审阅；遇到核心篇章、关键表述，他甚至会屏退左右，亲自动笔删改斟酌，务求字字精准，完全符合其意图。整个编撰馆，都笼罩在他那种一丝不苟、务求完美的严谨氛围之下。
他对编撰工作下达的指令，具体而微，贯穿始终：
第一，内容的政治正确性至高无上，此为铁律。所有入选的文章、典故、诗歌、寓言，其唯一宗旨便是宣扬大秦帝国的天命所归、郡县制的无可比拟、法家治国理念的绝对正确，以及“忠君、守法、勇公战、怯私斗”的核心价值观。编撰馆内设“检视”一职，专门负责排查任何可能隐含“不谐之音”的内容。凡涉及前朝（六国）风物，皆需淡化或批判；凡有暗示分封制优越性或怀旧之情的，一律剔除；对于儒家“仁政”、道家“无为”、墨家“兼爱”等诸子学说，皆视为“异端邪说”，决不允许其核心观点出现，但可择其有利于统治的只言片语，进行改造利用。在历史素材的选择上，着力突出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而国富兵强、始皇陛下扫灭六合而混一寰宇的伟大功业；对于周朝，则浓墨重彩描绘其后期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混战给天下苍生带来的深重苦难，以此作为反面教材，凸显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的英明与必然。
第二，形式的浅显易懂与趣味性，此为手段。李斯深知，再正确的道理，若枯燥乏味，令孩童望而生厌，便是失败。他严令编撰者，必须放下身段，站在蒙童的认知水平上思考。语言务求简洁明快，避免佶屈聱牙；多采用节奏鲜明、押韵上口的短句、歌谣，便于童声诵唱，记忆深刻；故事须情节生动，角色鲜明，能引人入胜。他还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为关键内容配以简练图示（虽知刻印成本高昂，但仍指示可先于官学试行），以形象辅助理解，激发蒙童兴趣。他要让那些法理政论，如同春风化雨，悄无声息地浸润幼小心灵，而非强行灌输。
第三，体系的循序渐进与完整性，此为架构。李斯以政治家眼光，为这套启蒙典籍规划了长远蓝图。它不应是单一读本，而应是一个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的系列。起始层级，是以《仓颉篇》、《爰历篇》等原有识字课本为基础进行修订，在常用字、词、句中巧妙融入歌颂秦德、秦法、秦政的内容，使蒙童在最初识文断字时，便自然接触官方意识形态。进而，是编撰包含基本伦理规范、行为准则的初级读本，教导孝亲、尊师、守纪、勤劳等品质，但每一步都导向对帝国秩序的服从。最高层级，则是涉及帝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基本概念的进阶读物，用蒙童能理解的方式，阐述王朝更替的“大义”、郡县制的“优越”、法治的“必要”。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塑造链条。
在具体编撰过程中，李斯展现了其融汇各家、为我所用的高超政治智慧。他并非一味排斥其他学派的所有概念，而是擅长“旧瓶装新酒”，进行巧妙的挪用和重构。例如，在编写关于“孝道”的章节时，他如此着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然，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何为扬名？非为乡党虚誉，乃在忠于陛下，勤于王事，恪守秦律，建功立业。是故，守律法即为孝，尽忠职便是显亲，此乃大孝至孝！” 将儒家视为根本的“孝”，巧妙地与法家核心的“忠君”、“守法”捆绑在一起，使私德完全服务于公义。
再如，对于“仁爱”这一儒家核心理念，他彻底摒弃了其“泛爱众”的平等色彩，重新赋予层级分明的内涵：“陛下圣仁，如天覆地载，故轻徭薄赋，泽被苍生，此乃至上之仁。官吏仁贤，当不阿权贵，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使民无冤屈，此乃职分所载之仁。百姓仁善，则需邻里相助，守望和睦，然首要在于共遵法度，不逾规矩，此乃本分之仁。” 如此，“仁爱”被严格限定在帝国等级秩序和法律框架之内，成为一种维护统治和谐的工具，而非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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