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临终前反复念叨走廊尽头有脚印，我却只当是老年痴呆的胡话。
直到守灵那夜，香灰上真的出现了湿漉漉的足迹，一步，一步，从灵堂延伸向我的卧室。
我跟着脚印走到床边，发现床底藏着父亲藏了二十年的日记本。
最后一页用血写着：“女儿，快逃，床下的东西不是人。”
---
一
父亲是在三月的一个雨夜走的。
那天傍晚护工打电话来，说老爷子今天格外安静，就坐在窗前看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我那时正在公司加班，听着电话那头护工小心翼翼的措辞，心里涌起一阵烦躁。三个月了，自从父亲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接了不下五十通。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就是……就是一直盯着外面看，天黑了我去拉窗帘，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说——”护工顿了顿，“说走廊尽头有脚印。”
我捏着电话沉默了两秒。
“别理他。”我说，“医生交代过，他会出现幻觉和妄想，你装作没听见就行。”
挂断电话后，我在工位上坐了很久。窗外也是雨，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像无数根针。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数字在眼前跳动、模糊、重组，最后变成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尽头，一扇门半开着，门缝里透出昏黄的光。
我猛地把眼睛闭上。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医院。我告诉自己是因为加班太晚，是因为第二天还有早会，是因为去了也没用——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上个月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问“小姑娘你找谁”。
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敢见他。
夜里十一点多，我刚洗完澡躺下，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护工，声音比上一次更紧张：“林小姐，您还是来一趟吧，老爷子情况不太好。”
我披上外套冲出门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不能死。他不能就这样死了，不能带着那些秘密进棺材。二十多年了，我有太多问题要问他，我妈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从来不提她，为什么我们从不回老家，为什么他总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盯着床底发呆——
赶到医院时，走廊尽头那间病房的门开着，护士进进出出，脚步急促。我冲进去的时候，父亲正躺在床上，氧气管、输液管、监测仪的导线，像蛛网一样缠绕着他枯瘦的身体。
他比三个月前瘦了太多。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皮肤贴在骨头上，像一张揉皱的旧报纸。
但他是醒着的。
他看见我的那一刻，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他抬起手，颤颤巍巍地伸向我，嘴唇翕动着，发出嘶哑的气音。
我握住他的手。凉，像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爸……”
“脚印。”他说。这三个字出人意料的清晰，不像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能发出的声音。“走廊尽头，脚印……湿的，一步，一步……”
护士把我拉开，说要抢救。我被推到走廊里，靠着墙，听里面各种仪器的嗡鸣和护士简短急促的指令。走廊很空，日光灯惨白，地上铺着那种老旧的淡绿色地胶，每隔几米就有一道黑色的伸缩缝。
我低头看着地胶上的纹路，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家住的那栋楼，楼道里也是这种地胶。我家在五楼，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要爬很多级台阶。我总是跑着上去，因为——因为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但那种恐惧还记得。那种拼命往上跑、不敢回头看的感觉。
半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他摘下口罩，说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只看见他身后那扇门，和门里推出来的、盖着白布的推车。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父亲就这么走了？就这么简单？二十多年的沉默，二十多年的躲避，二十多年的午夜惊悸，最后就只换来这三个字——
走廊尽头，脚印。
守灵定在老家的房子里。
那是父亲早年单位分的房子，八九十年代的老楼，在城郊一片日渐衰败的居民区里。房子不大，六十来平米，两室一厅，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五斗橱、高低柜、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客厅角落里放着一台早就坏了的电视机，上面盖着白色的确良布，落满了灰。
我们搬进来那年我七岁，之前的记忆我几乎没有。只知道我们是从别处搬来的，老家在哪里，父亲从不说。问他，他就沉默，问急了就发火，久而久之，我就不问了。
房子不大，却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
从门口到卧室，要经过那条走廊。走廊左边是厨房和厕所的门，右边是堵白墙，尽头并排着两个门，一个是我从前的卧室，一个是父亲的卧室。
小时候我怕那条走廊。
怕夜里去厕所，怕路过那堵白墙。总觉得墙上有什么东西在看我，回头去看，什么都没有。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一直贴着后背，像一只无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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