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国公蓝玉献俘阙下，生擒北元悍将也速迭儿的捷报，如同一声春雷，在洪武十七年的朝堂上炸响。这不仅是边军将士的浴血之功，更是对皇长孙朱雄英此前所定“以攻为守”北疆方略最有力的验证。朱元璋龙颜大悦，对蓝玉及有功将士不吝封赏，更在朝会上再次肯定了太子的监国和皇长孙的辅政之功。
东宫的声望，伴随着这实实在在的军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由漕运改革触及的深层利益反弹，终于借着一次看似寻常的朝会，汹涌而来。
这一日，常朝。朱元璋高坐龙椅，太子朱标立于御阶之下，朱雄英依旧侍立在侧。各部院依序奏事，气氛起初尚算平和。当议题转到户部关于漕运淮徐试点阶段性总结及请求扩大新政范围时，风云骤起。
一位都察院的老御史，须发皆白，名为陈瑛，率先出列发难。他并未直接攻击新政，而是引经据典，大谈“祖制不可轻变”，“漕粮实物北运乃国之根本，关乎社稷安稳”，言语间将漕运改革与“动摇国本”隐隐挂钩，最后更是语重心长地劝谏陛下和太子，当“持重守成”，勿为“浮言”所动。
陈瑛话音刚落，又有几名科道言官和几位地位清贵的翰林官出言附和，言辞或激烈或委婉，核心意思无非是质疑新政，强调祖制，隐隐将矛头指向了推动改革的东宫，尤其是皇长孙朱雄英。
这些人，并非全是出于公心。周忱密奏中提及的那位致仕老御史，正是陈瑛的座师。而其中几位言辞激烈的年轻御史，则与曹国公李景隆府上来往甚密。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试探性攻击，意在利用“祖制”和“清议”的压力，阻挠新政的扩大，并试探皇帝和东宫的底线。
朱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难，脸色有些难看。他天性仁厚，不擅与人激烈争辩，尤其对方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更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有力反驳。
龙椅上的朱元璋面无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底下争论，并未立刻表态。他想看看，自己的儿子和孙儿，会如何应对。
就在朝堂上反对声浪渐起，支持改革的官员一时被这“祖制”大旗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时，一个清越而沉稳的声音，清晰地响起，压过了所有的嘈杂：
“陈御史，诸位大人。”
发声者，正是皇长孙朱雄英。他缓步走到御阶之前，向朱元璋和朱标行了一礼，然后转身，面向群臣。他身量虽未长成，但那份经年以来处理机要、巡视四方所养成的沉稳气度，以及那双洞察世事的明亮眼眸，竟让殿内许多资深官员都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诸位大人忧心国事，维护祖制，其心可嘉。”朱雄英先礼后兵，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然，孤有一事不明，想请教陈御史及诸位。”
他目光扫过陈瑛等人，缓缓问道：“诸位口口声声所言‘祖制’，敢问，是太祖高皇帝开国时定下的哪一条、哪一款，明确规定漕运之法，永世不可更易？是《皇明祖训》中载明了，还是《大明会典》里刻死了？”
这一问，直接将“祖制”这个模糊而强大的概念，拉到了具体条文的层面。陈瑛等人顿时语塞。所谓祖制，更多是一种习惯法和政治正确，哪有明文规定漕运细节永不可变？
不待他们回答，朱雄英继续道：“孤尝读史，知历代兴衰。强汉有文景之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此非变秦之苛政？盛唐有贞观之治，革新制度，广开言路，此非变隋之弊法？乃至我皇祖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大明，其制度典章，相较于前元，岂非翻天覆地之变？若事事拘泥于所谓‘前朝旧制’、‘固有成例’，何来今日之大明？”
他引经据典，以历史上有名的变革带来盛世为例，巧妙地瓦解了对方“祖制不可变”的立论基础，并将其提升到了“顺应时势、改革创新方能带来强盛”的高度。
“再者，”朱雄英语气转冷，“诸位言及漕运关乎国本，孤深以为然。正因其关乎国本，才更不能坐视其弊病丛生，蠹虫横行，空耗国帑，苦累军民！”
他声音陡然提高，目光锐利如刀，直刺陈瑛等人：“淮安至徐州段试行新法以来，引入商运，分担官船之压，使得漕粮北运更为顺畅；分段负责，明确权责，减少了推诿损耗；严查贪腐，拿下蠹吏贪官数十人，追回赃款数以万计！此乃孤与漕运总督衙门，依据实情，奏请皇祖父、父皇核准推行之策！其利国利民之效，有案可查，有目共睹！诸位大人久居京师，可曾亲赴运河，看看那漕丁役夫之苦？可曾核查那账目亏空之巨？今日在此空谈祖制，否定实效，岂非是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置国家利益与民生疾苦于不顾？！”
一番话，有理有据，有史实有数据，更有对对方“不察实情”的尖锐指责！直接将陈瑛等人扣来的“动摇国本”大帽子，反扣了回去，指责他们才是因循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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