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波罗的海沿岸，暖湿的海风裹挟着夏末最后一丝燥热，掠过立陶宛的麦田、爱沙尼亚的森林与拉脱维亚的湖泊，却吹不散三国土地上截然不同的人心浮动。
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讲话如同一场跨越国界的惊雷，在这片被大国博弈撕扯的土地上炸响：“愿全能的主庇护天主教的立陶宛，愿正义的力量守护这片信仰的沃土……”
当梵蒂冈的声音通过收音机里滋滋的电流，传到立陶宛维尔纽斯的每一条石板街时，全城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面包店的伙计停下了揉面的手，教堂前的老妇人摘下头巾贴在胸口，连街角玩耍的孩子都被大人拽到怀里，静静聆听着那道来自罗马的、带着宗教庄严感的声音。苏联早在莫斯科签署宣言，承认立陶宛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对长期在俄、德两大国夹缝中求生的立陶宛人而言，“独立”二字本身，就足以让他们忽略那些隐藏在宣言背后的阴影。而教皇的讲话，更像是给这份脆弱的独立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
“你听见了吗？教皇陛下说，德国会保护我们！”老木匠安塔纳斯攥着收音机的外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浑浊的眼睛里迸发出炽热的光。教皇的讲话，恰好给了他一个精神寄托——德国，这个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的国家，似乎成了立陶宛人眼中“拯救者”的化身。
维尔纽斯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很快聚集了数千名立陶宛人。有人举着十字架，有人挥舞着立陶宛红底金狮国旗，还有人捧着教皇的画像，高声呼喊着“感谢教皇！”“德国会守护我们！”的口号。
神父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双手合十，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广场：“孩子们，教皇的话语是主的指引。德国是文明的国度，是天主教的盟友，他们绝不会坐视立陶宛陷入危难。我们的信仰，终将带来救赎！”
人群中，年轻的教师埃娃却皱着眉，她没有加入欢呼的队伍，只是默默看着眼前狂热的人们。她曾在考纳斯大学学习历史，深知大国博弈的残酷——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早已将波罗的海三国划分为苏德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认立陶宛独立，不过是为了在与德国的对峙中争取时间；而教皇的讲话，或许只是宗教层面的安抚，又或许，是德国为了拉拢立陶宛、牵制苏联而放出的信号。“安塔纳斯大叔，”埃娃走到老木匠身边，轻声说，“德国真的会保护我们吗？他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您忘了吗？”
安塔纳斯猛地回头，眼神里满是愤怒与不解：“埃娃，你怎么能这么说？波兰是食尸鬼的国家，而我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皇陛下都这么说了，德国一定会区别对待我们的！你看看苏联人，他们试图夺走我们的土地，禁止我们自由信仰——难道你想回到被俄国人统治的日子吗？”
埃娃张了张嘴，却无法反驳。
就在立陶宛人被教皇的讲话与对苏联的不满裹挟着，陷入对德国的幻想时，北边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却对这种“幻想”嗤之以鼻。
塔林，爱沙尼亚的首都，坐落在波罗的海的芬兰湾南岸。1940年8月的塔林，街道整洁，市场繁荣，与立陶宛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市中心的国营商店里，货架上摆满了面包、黄油、香肠、糖果，甚至还有从苏联本土运来的棉布、肥皂和煤油——这些在立陶宛早已稀缺的物资，在爱沙尼亚却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市民们推着购物车，从容地挑选着商品，脸上没有立陶宛人的焦虑与狂热，只有一种安稳的平静。
“听说了吗？立陶宛人现在疯了，居然相信德国会保护他们，还把教皇的讲话当圣旨！”在国营面包店门口，面包师扬尼斯一边给顾客装面包，一边不屑地撇了撇嘴。他的妻子是拉脱维亚人，两人去年刚从里加搬到塔林，如今在爱沙尼亚过着安稳的日子。“他们是不是忘了，去年德国和苏联一起瓜分了波兰，现在又在法国战场上大打出手——德国要是真的在乎他们，早就出兵了，还会等到现在？”
排队买面包的人群中，一位穿着工装的工人附和道：“就是！他们以为信仰能当饭吃吗？我们爱沙尼亚加入联盟才多久，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多少？以前面包价格高昂，现在随便买；以前冬天没有暖气，现在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苏联运来的暖气片；孩子们上学不用花钱，还能免费领到课本和文具——这些，立陶宛人有吗？”
这位工人名叫阿尔诺德，曾是爱沙尼亚一家私营工厂的工人。在加入苏联之前，工厂的老板为了追求利润，不仅压低工资，还经常拖欠工资，工人们连温饱都难以保障。1940年1月，爱沙尼亚正式加入苏联后，工厂被国有化，苏联政府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还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设立了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
更让阿尔诺德满意的是，苏联政府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修建了公路、铁路和发电站，改善了爱沙尼亚的基础设施。“以前我们去里加，要坐一整天的马车，现在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阿尔诺德笑着说，“立陶宛人羡慕我们还来不及，居然还想指望德国——德国能给他们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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