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晒谷场的田埂上，指尖捻起一粒饱满的玉米，金黄色的颗粒在初冬的阳光里泛着暖融融的光。风从辽河平原的尽头吹过来，带着泥土和谷物的清香，掠过我身后那片刚收完秋粮的黑土地，也掠过村头新建的粮食烘干塔——那座银白色的塔尖，此刻正映着淡蓝色的天空，像一枚指向丰收的箭头。
裤兜里的手机嗡嗡地震动了一下，是村支书老王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刚看新闻，全国秋粮收购超两亿吨了，咱村的数字，也算在里头。”
我盯着那行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热。
今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九月底的时候，辽河岸边的玉米秆就已经裹上了深黄色的外衣，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坠弯了秸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喊着“收粮了，收粮了”。那时候我还在地里发愁，愁的不是收成，是销路。
我叫陈守义，是土生土长的辽河村人，今年五十五岁。种了一辈子地，从最初的几亩薄田，到后来牵头成立村里的种粮合作社，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种植，我这辈子的心血，都埋在这片黑土地里。
去年秋天的光景，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玉米丰收，可收购价却低得离谱，一斤玉米才六毛多钱，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把玉米拉到镇上的粮站，排了三天三夜的队，最后还是因为粮站库容满了，只能拉回家堆在自家院子里。
那些玉米堆在院子里，像一座金黄色的小山。可那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天天下雨，玉米堆开始返潮，长出了霉点。我看着那些发霉的玉米，心疼得直掉眼泪。那可是我们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啊，是从春到秋，顶着烈日踩着泥泞，一粒一粒种出来的。
那段时间，合作社的账上几乎分文不剩，社员们的分红没了着落，有人开始抱怨，说跟着我搞合作社是瞎折腾。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听着窗外的雨声，心里像堵着一块大石头。我媳妇看我愁得头发都白了大半，劝我说：“守义，要不咱还是散了吧，各管各的地，好歹饿不着。”
我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我知道，散了容易，可再想把大家聚起来，就难了。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走，去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土地不能荒，人心不能散，这是我爹临终前跟我说的话。
今年开春的时候，我咬着牙，贷了一笔款，给合作社的地里都装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灌溉设备，又请了县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专家来指导，选的都是优质的玉米和大豆品种。我跟社员们说：“今年咱不拼产量，咱拼质量。只要粮食够好，就不愁卖不出去。”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到底还是没底。
直到九月初，县里的粮食收购调研组来了村里。带头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叫小周，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派来的驻村干部。他穿着运动鞋，扛着相机，在我们的玉米地里钻来钻去，手里拿着个小本子，一会儿摸摸玉米棒子，一会儿扒开土壤看看墒情。
我当时正蹲在地里给玉米掰杈子，看见他蹲在旁边，盯着一株玉米看了半天，忽然抬起头问我：“大爷，你们这玉米，是抗倒伏的品种吧？籽粒这么饱满，容重肯定不低。”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年轻人还挺懂行。
那天下午，我和小周在合作社的办公室里聊了一下午。他跟我说，今年国家加大了秋粮收购的力度，不仅提高了最低收购价，还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像我们这样的优质粮源，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他还说，村里的粮食烘干塔马上就要竣工了，到时候粮食收下来直接烘干，就不用担心发霉变质了。
“陈大爷，您放心，”小周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今年的粮食，绝对不会再让它烂在院子里。”
我看着他年轻的脸，心里的那块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秋粮开镰的那天，村里热闹得像过年。收割机在地里轰隆隆地跑着，金黄的玉米秆被割断，玉米粒被脱粒，输送到拖拉机的车厢里。社员们站在地头，看着一车车金黄的玉米粒被拉走，脸上都笑开了花。
烘干塔也赶在开镰那天投入了使用。刚收下来的玉米水分大，直接拉到烘干塔里，经过几道工序，水分含量就降到了安全标准，再输送到旁边的粮仓里。我看着那些烘干后的玉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心里的欢喜，像是要溢出来。
收购的消息，来得比预想的还要快。
先是镇上的粮站派来了收购车，紧跟着，县里的几家粮食加工企业也来了，还有外省的粮食贸易商，专门开着大车来村里收粮。他们拿着检测仪器，对着我们的玉米又是测容重，又是测含水率，最后给出的价格，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一斤玉米，九毛五分钱。
九毛五！
这个价格，比去年高出了将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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