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车出了村子，沿着土路往镇上走。天刚亮，雾还没散尽，田埂两边的枯草挂着露水，车轮碾过去，泥印子一路延伸到远处。林婉儿坐在车厢角落，背靠着木板壁，包仍压在身侧。赶车人不说话，只偶尔扬鞭，驴蹄敲在硬土上，发出闷响。
她没再打开包看那三页稿纸，也不去想接下来会怎样。她只知道，这篇文章必须送出去，哪怕自己不能再回来。
镇上的邮局开在街角，一间低矮的灰砖房，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她下车时，赶车人掀了下帽檐，低声说：“烧完就忘了。”她点头，拎包进去。
柜台后坐着个戴眼镜的老头，正低头登记信件。她把一封贴好邮票的信递过去，信封上写着“上海《申报》编辑部收”。老头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盖戳。那一瞬，她觉得他的目光停得久了些，但对方什么也没问。
她转身离开，没回头。走到巷口，听见邮局里传来拨电话的声音。她加快脚步，混进早市的人流中。
三天后，上海。
一家报馆的排字车间里，工人从一叠来稿中抽出一份手写稿件。标题被红笔圈了出来：《前线将士流血，后方大员截粮——某中将克扣军饷实录》。旁边批了两个字：“刊发。”
当天下午，这份报纸印了三千份，除本地发售外，另寄往南京、武汉、北平、广州等地。次日清晨，上海街头已有学生举着报纸朗读，声音穿过弄堂，在茶馆酒楼里回荡。
“你们听听！”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拍桌而起，“战士啃树皮，官老爷买宅院！这是什么世道！”
茶客们围过来，争相传阅。有人指着那段“穷兵要那么多粮作甚”的话冷笑，有人默默掏出铜板塞给读报的学生。隔壁裁缝铺的老李放下剪刀，站到门口听了整整一盏茶时间，回去后对伙计说：“今天不做新衣，我得给前线捐点米。”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
南京城内，几所大学的学生连夜集会。操场上点了火堆，有人站在条凳上念文章内容，台下一片静默，只有火苗噼啪作响。念到“枪管冻得拉不开栓，仍不肯后退一步”时，一个女生突然哭出声。没人劝她，大家都盯着火光，拳头攥得死紧。
第二天，中央大学贴出告示，组织募捐团赴前线慰问。有教授当场解下怀表捐出，说：“这东西换不了命，但一袋米能救一条命。”
北平的一家小书店里，店主把报纸挂在门外竹竿上，下面摆了个木箱，写着“为前方将士捐一口粮”。不到半天，箱子里塞满了铜元和糙米。有个老妇人抱着半袋小米来，颤巍巍地说：“我儿子死在热河，这些，算是替他还的债。”
武汉码头，搬运工人们停下活计，围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听他念报。念完，人群躁动起来。一个赤膊汉子抹了把汗，大声说：“老子一天扛三百担货，挣七个铜板，他们倒好，卡着前线的粮不放！要是让我碰上这种人，一扁担砸碎他脑袋！”
当晚，码头工会自发组织了一支车队，准备装运民间募集的物资送往战区。负责人在登记簿上写下一句话：“此行不为官，只为兵。”
而在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赵世昌的名字开始被人刻意避开。
他原本常去的几家饭庄，掌柜见他进门便脸色尴尬，支吾着说“今日食材不足”。他派副官去商会调用马车，对方推说“牲口染了瘟病，动不得”。就连平日巴结他的几个同僚，见面也只是点头，不再邀他喝酒打牌。
他起初不解，直到某天在办公室听见勤务兵私下议论。
“你听说没？那份报纸，全城都在传。”
“哪个？”
“就是说咱们这儿有个中将克扣军粮的那个。”
“姓赵的吧？”
“嘘——小点声！可不就是他！现在连挑粪的都骂他，说他比鬼子还缺德。”
赵世昌站在门后，脸色铁青。他想踹门进去训人，脚抬到一半又放下。他知道，训也没用。骂声已经不在营房里了，它跑到了街上，钻进了百姓的嘴，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孩子们编成顺口溜唱的词儿。
他回到屋，摔了茶杯。副官进来收拾，低着头不敢说话。他盯着对方：“外面那些话……都是真的？”
副官犹豫了一下：“属下……听见有人说，要把您的名字刻在‘贪官碑’上。”
“荒唐！”他吼了一声，声音却有些虚。
他知道这不是吓唬人的。前些年湖南有个县长强征军粮，卖了钱修祠堂，后来被人写文揭发，全县百姓拒缴赋税，逼得上头不得不撤职查办。如今这事闹得更大，报纸都登到上海去了，恐怕连委员长案头都有了一份。
他坐回椅子，手撑着额头。这几天夜里他睡不好，总觉得窗外有人影晃动，像是被抢了粮的士兵来找他算账。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风吹树影罢了。但他知道，真正可怕的不是影子，是人心。
城里一家药铺门口，两个老太太坐在小凳上晒太阳。一个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念给另一个听。后者听完，叹了口气：“怪不得我侄儿来信说饿得走不动路，原来是上面有人卡着粮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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