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屯，识字班的土屋里。
郭大娘端着一簸箕新磨的苞米面进来时，看见张兰生正趴在炕桌上写信。油灯的光晕照在他侧脸上，那张原本清秀的脸如今瘦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
“张主任，歇会儿吧。”郭大娘把簸箕放在炕沿，“晚上烙饼，给你补补。”
“不用，大娘。”张兰生抬起头笑了笑，“我就是给铁柱写封信。他在县公署，有些话不方便当面说。”
郭大娘在炕沿坐下，手在围裙上搓了搓：“铁柱他……没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他做得很好。”张兰生放下笔，“上个月那份日军换防计划，就是他送出来的。因为那份情报，我们在宾县少牺牲了二百多个同志。”
郭大娘的眼睛红了红，但没掉泪。这个五十多岁的农妇已经学会了把悲伤和骄傲都藏在心底。
“张主任，我听说……柳树屯那个叛变的保长，家里老娘上吊了？”
张兰生沉默地点点头。消息是三天前传来的——那个保长叛变后的第七天，他七十岁的老母亲用裤腰带吊死在家里的房梁上。老人留下的遗书只有一行字：“我没教好儿子，没脸活了。”
“屯子里的人都说，老太太有骨气。”郭大娘轻声说，“可我不这么想。她儿子作孽，跟她有啥关系？她是被逼死的——被鬼子逼的，也被咱们……被咱们的眼光逼的。”
张兰生愣住了。他没想到郭大娘会说出这样的话。
“大娘，您……”
“我知道，叛徒就该死。”郭大娘打断他，“可他娘不该死。咱们打鬼子，不就是为了让老人能活，让孩子能活吗？要是打到最后，连老人的活路都没了，那咱们打的是个啥？”
土屋里安静了很久。只有油灯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张兰生慢慢折起写好的信，塞进信封里。他看着郭大娘被岁月和劳作刻满皱纹的脸，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于凤至总说“群众工作比打仗难”。
打仗有明确的敌人，有清晰的战术。可群众工作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爱有恨，有软肋有坚持，有在极端环境下可能做出的任何选择。
“大娘，您说得对。”他终于开口，“以后我们的纪律教育，要加一条：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谁叛变，处置谁，但不牵连家人。”
郭大娘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这是铁柱媳妇让我给您的。她娘家的秘方，治咳嗽的。”
布包里是几块黑褐色的梨膏糖。张兰生接过来，喉头有些发紧。
“替我谢谢她。”
郭大娘起身出去了。张兰生重新摊开一张纸，开始写一份新的工作纲要。标题是:《关于正确处理反正人员及其家属的若干规定》。
窗外，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清冷的光洒在刚种下不久的田垄上，那些嫩绿的麦苗在月光下微微泛着银光。
张兰生写到半夜。结束时，他在最后一行写下日期: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然后他想起什么，又加了一行小字:
“人民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待之以诚，方能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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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部，深夜。
于凤至把最后一份文件批阅完毕，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桌上的油灯已经添了三次油，现在又快燃尽了。
她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雨后清冽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远处，根据地的灯火大多已经熄灭，只有哨塔上还有微弱的光——那是哨兵在执勤。
再过两个月就是秋收了。今年的收成将决定明年能养多少兵，能支撑多大的战役。
她想起徐建业下午送来的报告:兵工厂正在尝试用土法炼钢，如果能成功，炮弹产量可以翻倍。想起王栓柱电报里说的新生教导团，三百多个反正士兵，如果改造成功，将成为一支特殊的力量。想起张兰生汇报的群众工作，那些在日伪眼皮底下建立的“两面政权”，正在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敌人的肌体。
一切都在向好。可她心里清楚，最大的考验还没来。
重庆的猜忌、美国的断供、苏联的观望，这些都是外患。而真正的内忧在于——急速扩张的队伍，能否保持初心？二十万大军，有多少是真正理解了为何而战，而不是仅仅为了口饭吃？
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进来。”
徐建业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刚译好的电报:“副总司令，延安来电。转达了重庆方面的最新态度:同意我们秋季攻势计划，但要求战后所有收复城市，必须移交国民政府接管人员。”
于凤至接过电报，看了两遍，笑了。笑容里没什么温度。
“意料之中。”
“那我们……”
“回电:一切缴获归公，一切政权归民。至于归哪个‘政府’……”于凤至把电报放在桌上，“等打跑了鬼子，让老百姓自己选。”
徐建业也笑了。这才是他熟悉的于凤至——看似妥协，实则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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