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达·维奇奥站在自家仓库门口，看着工人们把最后几捆羊毛布料搬上马车。这些布料本该在一个月前就装上桨帆船，运往君士坦丁堡，换回东方的丝绸和香料。但现在，它们只能贱卖给帕多瓦的一个小领主——价格只有原定的一半。
“就这些了，老爷。”管家卢卡低声说，手里拿着账簿，“剩下的债务……热那亚人给的期限是下个朔月。”
马可点点头，没说话。他看着马车驶过石板路，车轮在潮湿的清晨街道上碾出两道泥痕。威尼斯九月的空气里混杂着海水咸味、鱼腥味，还有从东方运来的香料那种浓烈到近乎刺鼻的香气。这些气味他闻了四十年，曾经代表着财富和机遇，现在只让他感到窒息。
达·维奇奥家族曾经是威尼斯数得上号的商人家族。祖父那代有两艘桨帆船，专门跑亚历山大港的航线，带回的胡椒和肉桂能让整个家族过上好几年体面日子。父亲接手时又添了一艘，生意扩展到黑海沿岸。到了马可这一代——
他闭上眼睛。
三年前，阿拉伯人在西西里海域击沉了他的旗舰“圣马可号”。船沉了，货没了，二十个水手葬身鱼腹。保险公司——如果那帮热那亚佬还算讲信誉的话——赔了不到三成。剩下的窟窿，他用了两年时间勉强填平。
然后去年，拜占庭皇帝突然加征关税，理由是“防范阿拉伯间谍”。威尼斯商人的货物税率翻了一倍。马可运往塞萨洛尼基的一船橄榄油，扣完税后勉强保本。
今年开春，最致命的一击来了：家族在威尼托乡下唯一的庄园遭了强盗。不是普通的强盗，是溃散的伦巴第士兵，烧了谷仓，抢了牲口，还绑走了管事的儿子勒索赎金。等马可凑够钱赎人回来，那孩子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
现在，仓库空了，债台高筑，家族的名声在威尼斯商会里一落千丈。昨天在里亚尔托桥边的交易所，几个热那亚商人当着他的面嘲笑：“达·维奇奥？哪个达·维奇奥？哦，那个连桨帆船都保不住的？”
马可转身走进仓库。空荡荡的，只剩下几捆受潮的亚麻布和一堆生锈的铁钉。角落里，祖父留下的地球仪蒙着厚厚的灰——那上面，已知世界的边缘画着海怪和漩涡，再往外就是空白，写着“此处有龙”。
他用手拂去灰尘。欧洲，非洲，亚洲。威尼斯只是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小点。而世界太大了，大到让人绝望。
傍晚，马可去了“三鱼酒馆”。这不是贵族和富商去的地方，而是水手、小贩、破产者聚集的角落。酒是劣质的葡萄酒，掺了水，但便宜。空气中弥漫着汗臭、酒气和烤鱼的焦味。
他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要了杯酒。周围几桌人在大声谈论着什么。
“……所以我说，地中海的生意没法做了！”一个红胡子水手拍着桌子，“阿拉伯人控制了南边，拜占庭人把东边守得死死的，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像疯狗一样抢食。我跑了十五年船，从没像现在这么难。”
“北边呢？”另一个人问。
“北边？”红胡子嗤笑，“法兰克人？他们的领主除了打仗就是祷告，懂什么生意？再说了，阿尔卑斯山过去就是蛮子的地盘，语言不通，道路不通，货卖给谁？”
马可默默喝酒。这些话他听了太多遍。每个在威尼斯讨生活的人都知道：贸易路线在萎缩，竞争在加剧，机会在消失。
但就在这时，邻桌一个瘦小的男人压低了声音，说了句让马可竖起了耳朵的话：
“我听说……阿尔卑斯山北边，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
瘦子环顾四周，声音更低了：“我表哥，跑陆路货运的，上个月从奥格斯堡回来。他说在阿勒河上游，靠近什么山隘的地方，有个新建的庄子。庄主不是本地人，是……赛里斯人。”
“赛里斯人？”红胡子提高了嗓门，“你喝多了吧？赛里斯人在世界尽头，在丝绸的故乡，怎么会跑到阿尔卑斯山里？”
“我表哥发誓是真的。”瘦子争辩道，“他说那庄子叫‘盛京’，主人姓杨。庄子自己织布——不是普通的麻布羊毛布，是像丝绸一样光滑的细布，但又不是丝绸。自己打铁，打的工具比米兰匠人做的还结实。最怪的是，”他顿了顿，“那庄子收留各种人：逃荒的农民、破产的工匠、甚至……战俘。只要守规矩，就给地种，给活干，孩子还能上学认字。”
酒馆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一阵哄笑。
“上学认字？给农民的孩子？”红胡子笑得前仰后合，“你表哥肯定是被山里的精灵迷了心窍！”
“真的！”瘦子脸涨红了，“他说那庄子集市上买卖都用一种‘工分’，干活就能攒，攒够了能换东西。规矩写在木板上，所有人都能看。没有农奴，没有领主随意加税，没有……”
“没有？那谁说了算？”有人讥讽。
“姓杨的说了算。”瘦子说，“但他按规矩办事。我表哥说，他在那儿待了三天，看见一个商人因为缺斤短两被罚了双倍货款，但另一个商人仓库被强盗烧了，庄子照市价赔偿——真金白银的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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