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客们——不论是世代在此的“老户”，还是瘟疫前后陆续吸纳、如今已通过考核成为正式庄客的“新人”——穿着厚实暖和的冬衣，在摊位间流连。他们的衣着或许不算华贵，但干净、整齐、保暖，脚下大多是结实的皮靴或加了木底的毡鞋，很少有人像外界许多农奴或贫民那样，在寒冬里还赤足或只裹着破布。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大多提着篮子，或背着背篓，里面装着刚刚购买的物品，脸上是一种平静的、有选择的从容。
杨亮在一个卖蜂蜜和糖渍果子的摊位前稍稍驻足。摊主是个陌生的面孔，大概是跟着某支商队来的小贩，此刻正用略显生疏但十分热情的语调招呼着顾客：
“这位大姐，尝尝这蜂蜜，黑森林里野蜂采的百花蜜，甜得很！抹在黑面包上，娃娃最爱吃！”
“怎么卖？”问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手里牵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孩子眼巴巴地望着那些琥珀色的粘稠液体。
“一小陶罐，换五个庄园铜币，或者等值的鸡蛋、麻布也行！”小贩快速说道。
妇人略一思忖，从腰间解下一个粗布缝制的小钱包，数出五枚铸造规整、正面有“杨”字徽记和稻穗纹、背面标着“当十”的铜币递过去。小贩欢天喜地地接过，仔细看了看成色，然后利落地用木勺舀了满满一罐蜂蜜，用油纸封好口，递给孩子。孩子抱着罐子，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类似的交易在各个角落发生。卖麦芽糖和姜饼的，卖廉价但鲜艳的头绳和纽扣的，卖小面镜子和简易梳妆盒的，卖书写用的粗糙莎草纸和羽毛笔的……这些在外界许多地方可能只有城市富裕市民或小贵族才会偶尔问津的“非必需品”，在这里却有着稳定的销路。
一个操着施瓦本口音的布商，正指挥伙计将最后几匹颜色俗艳但厚实的印花棉布搬上马车，一边跟相熟的庄园管事感慨：“老爷，您这儿的人……真是舍得花钱买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我这些布，在老家镇上摆一个月也卖不掉一半，在这儿，三天！就剩这几匹压箱底的了！明年开春，我得再多弄些花色新鲜的来……”
杨亮听在耳中，面色平静地走开。他清楚这消费能力从何而来。庄园实行的是“基本口粮+工分报酬+专项奖励”的制度。只要肯出力，完成分内的劳作，一家老小的口粮就有保障。在此之上的劳动，无论是超额完成工坊任务、精心照料牲畜获得更多产出、还是在学堂任教或提供其他专业技能，都能获得额外的工分，这些工分可以兑换成铜币、银币，或者直接换取仓库里的布匹、工具、更好的食物甚至砖瓦木料来改善住房。
三年封闭期，外部贸易断绝，但庄园内部的生产和分配并未停止，许多庄客家庭的工分实际上积累了相当一笔“储蓄”。如今贸易重开，这些储蓄便化作了强大的购买力，涌向了集市上那些能改善生活品质的消费品。
将近两千人。杨亮在心里默算。除去老幼，能稳定获得报酬的劳动力超过一千。他们的平均购买力，或许还比不上科隆或巴塞尔城里真正的富裕商人，但胜在人数集中、需求稳定、且几乎没有其他消费渠道（庄园内部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物资）。这样一个消费群体，其总量确实已不亚于一个管理良好、商业活跃的万人小镇。
他走到集市边缘，这里视线开阔，可以望见码头方向。那两艘晨间抵达的船正在卸货，力工们喊着号子，将一袋袋货物扛下跳板。更远处的河面上，似乎又有一个小黑点正在变大。
寒风掠过河面，吹动他花白的鬓发，但并不觉得十分刺骨。工坊区的炉火昼夜不熄，为这片山谷提供了额外的暖意；集市上流通的铜币银币，则像另一种血液，让庄园的肌体在冬季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封闭三年锤炼出的内生力量，正在开放的环境中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繁荣。
然而，杨亮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欣慰中。他望着那些满载而来的商船，思绪飘向更远的地方。这种繁荣，是基于当前庄园技术和制度的暂时优势，也基于周边地区在瘟疫后更加凋敝的对比。一旦外界恢复得更快，或者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呢？庄园的消费品生产，是否过于依赖这些“非必需”的、可能随潮流变化而波动的商品？粮食自给虽无问题，但许多关键原料仍需外购，这条供应链的安全，经历过一次漫长中断后，显得尤为脆弱。
还有那些源源不断流入的、五花八门的消费品。它们在满足庄客需求、活跃市场的同时，是否也在悄然改变着什么？那些甜腻的蜂蜜、花哨的布匹、精巧的小玩意儿，固然是美好生活的点缀，但习惯了这种“充裕”之后呢？
他转过身，背对着喧嚣的集市和繁忙的河道，慢慢踱步往回走。脚下是坚实平整的石板路，路边新栽的耐寒灌木挂着晶莹的雪淞。内城的方向，学堂扩建后的屋顶轮廓在冬日晴空下格外清晰，隐约还能听到随风传来的、齐整的诵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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