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幅图聚焦于“花期内花穗数量与坐果率”，数据清晰地表明，新方法田平均每株马铃薯的花穗数量，比传统田足足多出近三成，这预示着潜在结实量的巨大优势。
第四幅图最为核心，那是“块茎膨大期取样预测产量对比柱状图”，基于一周前随机取样挖取的二十株样本数据推算，代表新方法田预测亩产的红色柱体，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高度，远超旁边代表传统田的蓝色柱体，旁边的注释表明，初步测算的产量增幅，已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五。
在每一幅图表下方，都附有简明扼要的技术说明，平实地解释着产生这些差异的背后原因：播种深度与均匀度的严格控制、底肥配方与施用方式的革新、追肥时机与配比的精准把握、依据墒情而非经验的水分管理原则，以及以防为主的病虫害综合防控用药方案……
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个虚词。
徐副主任站在图表前，看了很久。
他看得太认真，以至于身后的人群都安静下来，只能听到远处知了歇斯底里的鸣叫和田野里微风吹过叶片的声音。
“这个预测数据，”
他终于转过身，看向马场长，目光却扫向一直安静站在田埂另一侧的苏晚和她的团队，
“可靠吗？取样有没有代表性？”
苏晚上前一步。
她今天穿着最普通的劳动布衣裤，袖口和裤腿都沾着新鲜的泥点，像是刚从田里过来，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最后一刻才从另一块试验田赶过来。
她的脸庞被晒成了健康的麦色，汗水沿着鬓角滑下，但眼神清澈平静。
“徐主任，取样是随机的，但遵循了统计原则。”
她的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在安静的田野里传得很清楚，
“我们在田块内按‘五点取样法’选取样点，每个样点连续取样四株，避开田边效应。所有取样植株都编号、记录原位，并已补种标记，收获时可进行复核验证。”
她顿了顿，补充道：“预测模型是基于前三年本地马铃薯品种的‘块茎直径—最终重量’回归关系建立的，相关性达到0.91。当然，最终产量以秋后实测为准，这只是一个基于当前长势的科学预估。”
徐副主任盯着她：“你是苏晚？”
“是。”
“这些方法，都是你设计的？”
“是在学习老职工经验基础上，结合书本知识和本地条件，通过反复试验摸索调整出来的。”
苏晚的回答严谨而谦逊，
“团队每个人都贡献了智慧，尤其是曹大爷，他几十年的经验为我们避免了很多弯路。”
站在人群边缘的曹大爷，原本绷着的脸，听到这句话，微微松动了一下。
徐副主任不再问话，而是径直走向田埂。他朝苏晚招招手：“你过来。指给我看，具体怎么个‘精准’法。”
接下来的半小时，变成了苏晚的田间技术讲解课。
她没有用任何稿子，也没有背诵准备好的说辞，就像平时给石头、孙小梅他们讲解一样，从一块田走到另一块田，随手拈来都是实例。
讲到行距株距，她让人拿来卷尺，现场测量对比：
“传统方法行距宽窄不一，株距也随机，导致植株间竞争光热水肥不均衡。
我们通过试验，确定行距70厘米、株距35厘米是最优解。这个距离下，封垄期正好能形成完整冠层，最大限度利用光能，又保证通风，降低晚疫病风险。”
她蹲下，用手扒开土层，露出马铃薯的匍匐茎和小块茎：
“您看，新方法田的块茎形成位置集中，大小已经开始分化，但都很均匀。
传统田的块茎，有的太深，有的太浅，大小悬殊。
这和播种深度一致性、出苗整齐度直接相关。”
讲到水肥管理，她指着田头几个埋了一半的陶罐：
“那是我们自制的‘土壤水分张力计’，罐里是多孔陶头，通过观察水分上升情况，判断土壤含水量。
我们不按固定天数浇水，而是看作物实际需要和土壤状况。肥也一样，根据植株叶色、长势动态调整，不搞一刀切。”
她甚至带来了几个笔记本，不是后来整理的那种，而是田间原始记录本。
上面用铅笔、圆珠笔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温度、湿度、日照时数、植株形态描述、甚至还有手绘的叶片形态变化草图。
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还沾着泥巴，但每一项都标有日期和记录人。
“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苏晚翻开一页，上面是孙小梅歪歪扭扭但极其认真的字迹：
“7月28日，东区第三行第5株，下部两片叶出现浅黄色斑点，疑早疫病初期，已标记，单独喷施波尔多液。周边植株未见异常。”
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叶片示意图。
真实。扑面而来的、不容置疑的真实。
徐副主任一页页翻着那些笔记本，手指抚过那些沾着泥土、汗渍甚至偶尔有蚊虫尸体的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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