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斯塔克记得,磨坊的水车轮第一次停转,是在弗兰克老爷迎娶第三任夫人的那年秋天。
那时他还叫“芒克村的斯塔克”,没有“老”这个前缀,虽然脊背已经被三十年的佃耕生活压得微驼。他租种弗兰克家族十二英亩薄田,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交地租,剩下的勉强够一家五口熬过冬天——如果冬天不太长,如果次女艾琳没有在那年春天患上热病。
磨坊是领地上唯一的,归老爷所有。佃农们把收来的麦子送去,磨坊主会抽走十分之一作为“碾磨税”。老斯塔克总是天不亮就去排队,为了能在太阳升起前把面粉背回家,赶在正午前烤出一炉黑麦面包。那面包粗糙得能划破喉咙,但能填饱肚子。
艾琳死的那天,磨坊的水车轮停了。
不是因为故障,是因为老爷下令:为了准备婚礼宴席,磨坊优先为庄园服务,佃农的麦子一律延后三天再碾。老斯塔克抱着烧得滚烫的女儿,跑到庄园门口跪求管家,想用自己半个月的口粮换一小袋精细面粉,给女儿熬点糊糊。管家隔着铁门啐了一口:“贱命也配吃细面?”
艾琳死在当晚。咽气前,孩子干裂的嘴唇还在蠕动,梦里都在喊“面包”。
老斯塔克把她埋在自家佃田的角落,连块像样的木板都没有,只用石头垒了个记号。妻子哭晕过去三次,醒来后眼神就空了,再也没亮过。两个儿子——十四岁的大卫和十一岁的小托马斯——咬着牙不说话,但夜里老斯塔克能听见他们压抑的哭声。
那只是开始。
三年后,老爷的独子,年轻的亨利·弗兰克从帝都“学成归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领地”。芒克村十七户佃农,凡有适婚女儿的,都被管家“请”到庄园。
老斯塔克的长女,十八岁的安娜,躲在灶台后面发抖。她继承了母亲年轻时姣好的面容,一头亚麻色长发即使在最穷困的日子里也梳得整齐。村里铁匠的儿子已经托人来问过两次,老斯塔克在等秋收后凑够一点嫁妆。
“斯塔克家的大女儿,明天太阳落山前送到庄园。”管家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少爷要行使初夜权。”
初夜权。这个古老到几乎被遗忘的封建特权,在弗兰克家族的领地上,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留着——不是每次婚姻都执行,但少爷“需要”时,它就是悬在佃农头上的刀。
老斯塔克跪在庄园厨房后的泥地里,额头抵着冰冷的石板,一遍遍哀求。厨房女仆长是他远房表亲,悄悄告诉他:这次躲不过去了,少爷在帝都欠了赌债,心情很糟,已经鞭打过两个马夫。
“要么送女儿去,要么全家滚出领地。”管家最后说,“自己选。”
那天黄昏,安娜自己洗了澡,换上唯一那件没有补丁的粗布裙。出门前,她抱住老斯塔克,声音轻得像羽毛:“爸爸,别担心,就一晚。”
老斯塔克一辈子都忘不了女儿那个眼神——不是恐惧,是一种认命的空洞。好像灵魂在出门前就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具会走路的躯壳。
安娜在天亮前回来,走路姿势怪异,脖子上有瘀痕。她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进里屋,闩上门。三天后,铁匠家退婚的消息传来,理由是“不清白”。
两个月后,安娜嫁给了邻村一个四十岁的鳏夫。那男人酗酒,娶她只因为彩礼要得最低。又过了半年,消息传来:安娜被丈夫殴打后跳了井,尸体捞上来时,肚子里有三个月的孩子。
老斯塔克去认尸。女儿浮肿的脸已经不太能辨认,但脖子上那道旧瘀痕还在。鳏夫蹲在井边嘟囔:“不干不净的东西,死了干净。”
没有葬礼。婆家不肯出棺材钱,老斯塔克用草席裹了女儿,埋在了艾琳旁边。两个小小的石堆,在佃田的角落,像土地溃烂的疮疤。
那天之后,老斯塔克的脊背彻底弯了。他不再抬头看天,不再和人说话,每天只是埋头干活,缴租,活着。妻子在一个冬天夜里无声无息地死了,也许是病,也许是心碎。大卫十六岁时被征召入伍去和卡森迪亚人打仗,死了后连尸体都没运回来。小托马斯咬牙说要去帝都当学徒,离开前夜对老斯塔克说:“爹,这地方吃人。我要走,走得远远的。”
老斯塔克只是点头。他知道留不住,也不该留。
从此,芒克村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十英亩租来的薄田,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老驴,一圈,一圈,直到拉不动倒下为止。
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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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来到芒克村的那天,是个阴沉的早晨。
老斯塔克正在田里给冬麦除草,听见村口传来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他本能地蹲下身,藏在麦垄后面——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任何外来动静都可能带来麻烦。
但这次不同。
来的人穿着灰扑扑的军装,胳膊上绑着红布条。他们没有进村抢粮,没有抓壮丁,而是在村中心的榆树下搭起一张木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上去,开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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