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斯塔克记得，磨坊的水车轮第一次停转，是在弗兰克老爷迎娶第三任夫人的那年秋天。
那时他还叫“芒克村的斯塔克”，没有“老”这个前缀，虽然脊背已经被三十年的佃耕生活压得微驼。他租种弗兰克家族十二英亩薄田，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二要交地租，剩下的勉强够一家五口熬过冬天——如果冬天不太长，如果次女艾琳没有在那年春天患上热病。
磨坊是领地上唯一的，归老爷所有。佃农们把收来的麦子送去，磨坊主会抽走十分之一作为“碾磨税”。老斯塔克总是天不亮就去排队，为了能在太阳升起前把面粉背回家，赶在正午前烤出一炉黑麦面包。那面包粗糙得能划破喉咙，但能填饱肚子。
艾琳死的那天，磨坊的水车轮停了。
不是因为故障，是因为老爷下令：为了准备婚礼宴席，磨坊优先为庄园服务，佃农的麦子一律延后三天再碾。老斯塔克抱着烧得滚烫的女儿，跑到庄园门口跪求管家，想用自己半个月的口粮换一小袋精细面粉，给女儿熬点糊糊。管家隔着铁门啐了一口：“贱命也配吃细面？”
艾琳死在当晚。咽气前，孩子干裂的嘴唇还在蠕动，梦里都在喊“面包”。
老斯塔克把她埋在自家佃田的角落，连块像样的木板都没有，只用石头垒了个记号。妻子哭晕过去三次，醒来后眼神就空了，再也没亮过。两个儿子——十四岁的大卫和十一岁的小托马斯——咬着牙不说话，但夜里老斯塔克能听见他们压抑的哭声。
那只是开始。
三年后，老爷的独子，年轻的亨利·弗兰克从帝都“学成归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领地”。芒克村十七户佃农，凡有适婚女儿的，都被管家“请”到庄园。
老斯塔克的长女，十八岁的安娜，躲在灶台后面发抖。她继承了母亲年轻时姣好的面容，一头亚麻色长发即使在最穷困的日子里也梳得整齐。村里铁匠的儿子已经托人来问过两次，老斯塔克在等秋收后凑够一点嫁妆。
“斯塔克家的大女儿，明天太阳落山前送到庄园。”管家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少爷要行使初夜权。”
初夜权。这个古老到几乎被遗忘的封建特权，在弗兰克家族的领地上，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留着——不是每次婚姻都执行，但少爷“需要”时，它就是悬在佃农头上的刀。
老斯塔克跪在庄园厨房后的泥地里，额头抵着冰冷的石板，一遍遍哀求。厨房女仆长是他远房表亲，悄悄告诉他：这次躲不过去了，少爷在帝都欠了赌债，心情很糟，已经鞭打过两个马夫。
“要么送女儿去，要么全家滚出领地。”管家最后说，“自己选。”
那天黄昏，安娜自己洗了澡，换上唯一那件没有补丁的粗布裙。出门前，她抱住老斯塔克，声音轻得像羽毛：“爸爸，别担心，就一晚。”
老斯塔克一辈子都忘不了女儿那个眼神——不是恐惧，是一种认命的空洞。好像灵魂在出门前就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具会走路的躯壳。
安娜在天亮前回来，走路姿势怪异，脖子上有瘀痕。她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进里屋，闩上门。三天后，铁匠家退婚的消息传来，理由是“不清白”。
两个月后，安娜嫁给了邻村一个四十岁的鳏夫。那男人酗酒，娶她只因为彩礼要得最低。又过了半年，消息传来：安娜被丈夫殴打后跳了井，尸体捞上来时，肚子里有三个月的孩子。
老斯塔克去认尸。女儿浮肿的脸已经不太能辨认，但脖子上那道旧瘀痕还在。鳏夫蹲在井边嘟囔：“不干不净的东西，死了干净。”
没有葬礼。婆家不肯出棺材钱，老斯塔克用草席裹了女儿，埋在了艾琳旁边。两个小小的石堆，在佃田的角落，像土地溃烂的疮疤。
那天之后，老斯塔克的脊背彻底弯了。他不再抬头看天，不再和人说话，每天只是埋头干活，缴租，活着。妻子在一个冬天夜里无声无息地死了，也许是病，也许是心碎。大卫十六岁时被征召入伍去和卡森迪亚人打仗，死了后连尸体都没运回来。小托马斯咬牙说要去帝都当学徒，离开前夜对老斯塔克说：“爹，这地方吃人。我要走，走得远远的。”
老斯塔克只是点头。他知道留不住，也不该留。
从此，芒克村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十英亩租来的薄田，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老驴，一圈，一圈，直到拉不动倒下为止。
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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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来到芒克村的那天，是个阴沉的早晨。
老斯塔克正在田里给冬麦除草，听见村口传来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他本能地蹲下身，藏在麦垄后面——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任何外来动静都可能带来麻烦。
但这次不同。
来的人穿着灰扑扑的军装，胳膊上绑着红布条。他们没有进村抢粮，没有抓壮丁，而是在村中心的榆树下搭起一张木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上去，开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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