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尘土飞扬的乡镇街道上，三姐的父亲大锤，是个谁都能聊上两句，又谁都打心眼里瞧不上的角色。他这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印证“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老话。他嗜酒如命，手总是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唯有握住酒杯时才能获得片刻的安稳。几杯劣质白酒下肚，他那张被酒精浸泡得泛红发胀的脸，便会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这时，他不再吹嘘那些子虚乌有的“当年勇”，而是迫不及待地将话锋转向对旁人的嘲弄与贬低，仿佛他人的不堪，能垫高他自己那可怜的地位。
现实中的大锤，一生碌碌无为，靠着开媛配欢超市和儿女的接济度日。但在他的酒话里，他总是个“明白人”，一双“慧眼”专能看透别人的“老底”。他最得意的，便是掰着手指头，笑话那些他“瞧不上”的亲戚：“瞧我娘家姐找那女婿，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整个一软脚虾！家里大事小情都让我姐扛着，白长了个男人样！” 唾沫星子横飞间，他仿佛自己就成了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这还不算，他会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混杂着鄙夷和奇异兴奋的神色，提起某个远房外甥女：“那丫头，在南方那叫什么会所里……哼，说是‘经理’，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钱是挣了点，那名声啊，啧啧，烂大街咯！” 他似乎全然忘了自家女儿钱财的来历不明，只沉醉在这种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里。
若是酒再酣畅些，他甚至会扯到镇上别的人家：“老王家那二姑娘，看见没？给个五十多的老板当二奶呢，车是开上了，回趟家连爹妈的门都不敢进，怕唾沫星子淹死！哪像咱家，走得正，行得端！” 他腰板挺得笔直，仿佛通过尽情地笑话他人，他自己那靠儿女接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日子，就真的焕发出了道德与体面的光辉。
这份深入骨髓、需要通过践踏他人来维持的自尊，与那句经典歌词里“大连他爹”的执念如出一辙。只是大锤幸运些，生在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让他那无处安放的虚荣与刻薄，多少能找到一些看似“清醒”实则恶毒的宣泄口。他能把女儿三姐那来历不明的钱财，归结为“有手腕”“比那些卖身子的强”；能把许慕尘那不堪的离婚再婚，粉饰成“男人有本事，换得起老婆”的象征。他不仅是自己幻境的建造者，也是扭曲价值观与阴暗心理的散播者。三姐那争强好胜、不择手段也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性格，深处正是大锤这种“面子教育”与“踩人哲学”结出的恶果。
他不仅是自己幻境的建造者，也是扭曲价值观的散播者。三姐那争强好胜、用尽手段也要维持表面风光的性格，深处正是大锤这种“面子教育”结出的恶果。他从未教会女儿如何脚踏实地地赢得尊重，只让她学会了如何不择手段地装点门面。
当三姐和许慕尘那场荒唐的婚礼在乡邻的窃笑中举行时，大锤却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在席间穿梭敬酒，仿佛嫁女儿的不是他，而是他本人终于完成了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伟业。
大锤，就是那个时代角落里一个模糊而典型的注脚。他披着开放年代赋予的、看似多样的可能性外衣，内里却依然是那个被困在“面子”枷锁里的、卑微而可怜的灵魂。他喝下去的不是酒，是现实与幻梦之间的麻醉剂；他争来的也不是面子，而是覆盖在空洞生命上，一层一触即破的薄纸。
红绸还未撤下，喜字尚且鲜红。为庆祝儿女新婚，大锤与许慕尘的父亲老猫坐在了一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桌上杯盘狼藉，方才那点刻意营造的热络气氛，也渐渐被酒精稀释得稀薄。
老猫一直闷头喝酒，眉头紧锁，此刻他猛地抬起头，那双被岁月和酒精侵蚀的眼睛直直看向大锤，舌头有些打结，但话语却像淬了冰的刀子：
“亲家……不，大锤。”他改了口，声音沙哑，“这话我憋心里很久了……说到底，我还是想让我儿子……跟兰花过。”时间仿佛瞬间凝固。
话音落下，整张桌子鸦雀无声。方才还在劝酒布菜的女眷，动作僵在半空；作陪的亲戚纷纷低头，盯着碗碟，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空气沉重得能拧出水来。这句话，不啻于一记火辣辣的耳光，狠狠扇在大锤那张视若性命的脸面上。他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颤，酒水洒了出来，洇湿了簇新的袖口。一股混合着屈辱、无奈和绝望的热流，猛地冲上他的头顶，让他眼前阵阵发黑。
他想拍案而起，用最恶毒的话骂回去。他想掀了这桌子，结束这场羞辱。可他不能。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老猫这话虽然难听，却是戳破了血的实情——是他家大着肚子的姑娘，硬生生拆散了人家原本的家庭。这杯苦酒，从一开始就是他自己酿下的。此刻，他只能把这黄莲整个吞下，连眉头都不能皱一下。
大锤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最终，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将那杯泼洒了一半的残酒仰头灌下。酒精烧灼着喉咙，却压不住心底那片冰冷的荒芜。他声音干涩，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老猫哥……你，你喝多了……孩子们……孩子们自己乐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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