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保康县深山里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我,黄大山,和我的两个光屁股长大的兄弟——朱二蛋、邓万全,像三棵无人问津的野草,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挣扎求生。
山是我们的摇篮,也是我们的囚笼。爹娘在巴掌大的梯田里耗尽气力,换来的不过是几筐勉强果腹的苞谷和红薯。我最大的念想,是村头老槐树下偶尔路过的黄梅戏班子。那咿咿呀呀的唱腔,像山涧最清冽的泉水,能暂时洗去我心头的苦涩。我用了不知多少个日夜,砍柴、攒钱,终于从货郎手里换来一把旧的二胡。琴筒蒙着泛黄的蛇皮,弓毛粗糙,可在我手里,它却能拉出山外的悲欢离合,是我灰暗少年时代唯一的亮色。
朱二蛋人如其名,敦实得像块山里的顽石,性子也直愣愣的。他爹是村里最好的猎手,二蛋从小跟着钻林子,摆弄那杆老旧的土铳,对山里的路径、野兽的脾性,门儿清。他常说:“大山,你拉这吱吱呀呀的,哪有山鸡叫得好听?跟我学打猎,保你顿顿有肉!”他挥舞着自制的粗糙弓箭,眼神里是征服自然的野性。
邓万全则完全不同。他瘦得像根竹竿,一双眼睛却总滴溜溜地转,透着股机灵劲儿。他爹是村里唯一认得几个字的,在镇上帮人写书信。万全不像二蛋那样莽撞,也不像我这样沉闷,他总有些新奇的想法。他会偷来爹的旧报纸,指着上面的字,磕磕巴巴地念给我们听:“看,‘抗日’、‘救国’……”那些陌生的词汇,像在我们紧闭的心门上,撬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我们三个,像山里的三棵小树,根须在贫瘠的土壤里缠绕,枝叶却朝着不同的方向伸展。二蛋向往林间的猎杀与力量;万全向往山外那个模糊却充满诱惑的新世界;而我,则沉溺于二胡弦上流淌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悲欢。
我们常在村西那条清澈的小溪边碰头。二蛋脱了鞋在水里摸鱼,万全坐在大石头上“研究”旧报纸,我则抱着二胡,让不成调的琴声混着溪水鸟鸣。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我们年轻却已略显粗糙的脸上。那一刻,山是静的,水是活的,我们的笑声和琴声,是这片古老山林里最鲜活的声响。
然而,山外的狂风,终究要刮进这闭塞的山坳。
村口的老槐树下,不再只有唱戏的班子和嬉闹的孩童。开始有穿着破旧军装、神色仓皇的陌生人经过,他们低声交谈着“鬼子”、“前线”、“败退”,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惊恐。村里大人们的脸上,愁云惨雾越来越重,他们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抓丁”、“粮税”,这些词像冰冷的石头,投入我们原本还算平静的心湖。
有一天,我们正在溪边,村里最见多识广的老猎人赵伯拄着猎枪走过。他看着我们,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难言的情绪,像叹息,又像警告:“娃儿们,这世道……要变了。山外的风,腥得很,刮进来,怕是站都站不稳……”
他的话,像一阵凛冽的山风,吹散了我们嬉闹的兴致。二蛋停止了摸鱼,万全放下了报纸,我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二胡。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村外,那条蜿蜒出山的土路,在夕阳下泛着苍白的光,通向一个我们完全未知、却已隐隐感到巨大不安的世界。
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赵伯一语成谶。这世道之变,将如同滔天洪流,以最粗暴的方式,将我们这三个山里的野孩子连根拔起,狠狠抛入一场席卷天地、血肉横飞的战争炼狱。我们的兄弟情谊,我们的懵懂青春,我们熟悉的山音水色,都将在钢铁与火焰的咆哮中,经受最残酷的洗礼。
我的二胡,再也拉不出无忧的曲调;二蛋的猎枪,将要瞄准的不是山兽;万全认识的报纸上的字,将变成他命运的真实写照。
洪流已至,无人可逃。而我们,黄大山、朱二蛋、邓万全,这三个名字,即将在这段波澜壮阔又无比残酷的历史上,刻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混杂着血泪、硝烟与不屈的印记。
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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