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段的运河，在徐光启手持王命旗牌的强力介入下，如同被扼住喉咙的巨兽，终于开始挣扎着恢复呼吸。
锁拿问罪的官员被迅速押解进京，空出的职位由徐光启随行的干员或当地风评尚可的佐贰官暂代。面对京营官兵明晃晃的刀枪和那代表皇帝权威的旗牌，那些原本磨洋工的漕工、被煽动的民夫，顷刻间作鸟兽散，再无人敢上前阻挠。所谓的“技术难题”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工部派来的技术人员得以真正开展作业，堵塞的河道被强行疏浚，损毁的闸口被日夜赶工修复。
漕船，开始缓慢但坚定地恢复北上的航程。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上下，一片寂静。那些此前或明或暗施加阻力的势力，此刻都明智地选择了缄默。徐光启用一场毫不留情的铁腕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了，他并非可欺的腐儒，新政的意志，依旧不容挑战。
然而，表面的胜利之下，潜藏的暗流却愈发汹涌。
文渊阁内，徐光启并未因漕运的初步畅通而有丝毫放松。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新的文书。
一份来自户部，是关于明年各项预算的初步核算。尽管“均田税”岁入翻倍，但辽东防线的维持、九边军饷、宗室禄米、百官俸禄，以及皇帝日益奢靡的内帑开销，林林总总，竟让这翻倍的岁入也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皇帝修道炼丹、营建宫苑的花费，如同一只无形的巨兽，吞噬着国库的积蓄。
另一份，则是一位亲近官员的私信，委婉地提及，因徐光启在临清的“酷烈”手段，朝中非议之声虽不敢明面发作，但暗地里，对他“不恤下情”、“有违仁政”的指责已然兴起。甚至有人将他与当年的赵宸相比，称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徐光启放下文书，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漕运之困虽解，但帝国的痼疾，又岂止一条运河？财政的窟窿，皇帝的奢靡，官僚体系的惰性与反弹，还有那远在江南，看似平静却随时可能掀起波澜的旧党势力……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一次成功的铁腕行动而消失，反而可能因为他的强硬，而变得更加隐蔽和棘手。
他知道，自己此番举动，虽稳住了局面，却也埋下了新的隐患。他打破了“依制而行”的自我约束，动用了非常手段。这固然震慑了对手，但也让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感到不安，让反对者找到了新的攻击借口。
“元辅，”袁可立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忧色，“临清之事虽了，但江南……孙传庭又有密报至。”
徐光启心头一紧：“讲。”
“松江、苏州等地士绅，近日聚会愈发频繁，虽无明确逆举，但言论之中，对‘均田税’清丈怨气极深。更有人暗中收购粮食、囤积物资，其心难测。孙传庭请示，是否需加强戒备，或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预防措施？徐光启默然。难道要在江南也上演一场“临清雷霆”吗？江南非临清，士绅势力盘根错节，与朝中关系千丝万缕，若处置不当，引发的动荡将远超漕运梗阻。
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这艘帝国的巨轮，修补了这里的漏洞，那里的缝隙又开始渗水。按下葫芦浮起瓢。赵宸在时，似乎总能以强大的个人意志和手腕，同时压制住各方的明枪暗箭。而如今，他徐光启独自掌舵，才真切体会到这其中的艰难与凶险。
“告诉孙传庭，”徐光启沉吟良久，缓缓道，“严密监控，但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需依法度行事。江南，绝不能乱。”
他再次强调了“法度”。经历了临清之事，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偏离制度的代价。非常手段可用，但不可常用，更不能成为常态。新政的长久，终究要建立在稳固的法制基础之上。
“是。”袁可立应下，迟疑片刻，又道，“还有……西苑那边，听闻陛下近日又下旨，命内承运库再拨银五十万两，用以修建新的丹房……”
徐光启闭上眼，无力地挥了挥手。皇帝……这才是最难解的死结。一切的节流，一切的改革，在皇帝无休止的挥霍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袁可立见状，暗叹一声，默默退下。
文渊阁内，重归寂静。徐光启独自坐在那张宽大的书案后，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秋风卷着枯叶，打着旋儿，不知飘向何方。
漕运的雷霆手段，震慑了宵小，却也让他这位首辅站在了风口浪尖。前方的路，似乎比来时，更加迷雾重重。帝国的航船，在勉强渡过眼前的险滩后，又将驶向何方？他这位秉持着理想与规则的掌舵者，还能支撑多久？
无人能给他答案。只有那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和窗外无尽的秋风，陪伴着这位孤独的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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