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海船及火炮试制纲要》的墨迹未干,其所掀起的波澜已从西郊旧官仓那间灯火通明的研析房,迅速扩散至帝国的各个角落,搅动着无数既得利益的深潭。
反对的声浪首先在朝堂的“清议”层面达到高潮。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无数奏章和私下的议论,将“仿制夷器”斥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的狂悖之举。更有老成持重者痛心疾首,称此乃“舍中华礼乐衣冠之正,逐泰西奇技淫巧之末”,长此以往,“人心不古,天下危矣”。这些声音虽未能直接阻止督办署的运作,却在舆论场上布下了浓厚的阴云,使得任何与“泰西”、“夷船”相关的字眼都变得敏感起来。
然而,真正的杀招,依旧潜藏于实务的壁垒与利益的暗处。
李之藻拿着徐光启批示的《试制纲要》,奔走于工部各司及南京龙江提举司、福建泉州船厂等要害部门之间,所遇软钉子之多,远超预期。工部虞衡清吏司的郎中,面对那份需要大量精铁、特殊木料、熟练匠役的物料清单,先是推说“历年积欠,库藏不丰”,后又言“江南税银专项,户部调拨文书不全,未敢擅动”。南京龙江船厂的回文则满是“匠役凋零,巧手难觅”、“旧制森严,未得上谕,不敢擅改船式”的托词。泉州船厂的管事更是直白暗示:若要试制新船,需得先“打点”好地方上管着物料采买、匠户调拨的各级官吏,否则“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东南沿海试制工坊的选址也屡生波折。孙传庭持督办署公文,与那位较为开明的俞总兵会商,初定在浙江台州外海一处有卫所庇护、相对隐蔽的港湾设立工坊。然而,消息不知如何走漏,当地几家与海运、渔业利益攸关的豪族立即串联起来,通过地方官上书,声称该处乃“龙脉所系”、“渔民生计所依”,若设工坊打造军器,恐“惊扰地灵”、“断绝民路”,请求另择他处。背后,显然有海南集团及其陆上关联势力的影子。
甚至,连那场刚刚取得的“靖海”小胜,也被人做了文章。有言官弹劾孙传庭“擅启边衅”、“滥杀冒功”,称被剿灭的海寇中“多有被胁良民”,要求追究责任。虽查无实据,却也牵制了孙传庭不少精力。
压力,如同四面八方挤压而来的无形墙壁,考验着督办署的每一个环节,也考验着徐光启的耐心与手腕。
徐光启对此并不意外。他深知,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他不再试图正面突破所有壁垒,而是采取了更灵活、甚至有些“不合规矩”的策略。
对于工部的拖延,他不再纠缠于公文往来,转而通过私人渠道,联络了几位因“考成法”而得到提拔、出身寒微、急于立功的工部低品官员,许以督办署“协办”的临时差事及未来可能的奖掖,让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绕过层层关卡,直接从工部下属的一些相对独立的物料场、匠作坊中,“调剂”出部分急需的优质铁料和特定木料,以“火器协办处实验用料”或“修缮旧船应急”等名义,分批运出。
对于船厂的推诿,他授意李之藻,不必强求官营船厂全面配合,可以尝试寻找民间有实力的船寮。通过“匠网”中沿海节点的关系,李之藻秘密接触了福建漳州一家世代造船、因不愿行贿而备受排挤、濒临倒闭的私营造船世家。徐光启冒险从自己的“养廉银”和江南部分新政官员的“捐输”中,凑出一笔款项,以“定制特殊商船”为名,与这户人家签订了密约,要求其按照宋应星提供的改良图纸,秘密试制一艘缩比例(约为真船三分之一)的试验船体,并承诺若成功,将来必有回报。同时,他又让孙传庭协调俞总兵,以“水师需修缮几艘哨船”为由,在军营内划出一小片封闭区域,由督办署派遣核心工匠,尝试组装那批正在攻关中的“长身管加农炮”原型。
这是一场在规则边缘的冒险,是在庞大官僚机器缝隙中寻找生机的游击。每一步都冒着被弹劾“擅动钱粮”、“私相授受”、“结交奸商”的风险。但徐光启别无选择。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打破僵局,赢得更多支持,尤其是……赢得皇帝那摇摆不定的一票。
他再次利用了面圣的机会。这一次,他没有带来冗长的报告或宏伟的蓝图,只是呈上了一份薄薄的、图文并茂的“简报”。
简报首页,是孙传庭“靖海”之战缴获的一柄造型奇特的弯刀(实为混战中从某个海寇小头目手中所得,被徐光启特意强调为“疑似夷器”),以及一枚宋应星精心绘制的、对比新旧火药爆燃效果的示意图。简报内容极简:一,汇报“靖海”之战后,东南沿海主要航道已恢复畅通,商民稍安;二,呈报督办署已初步拟定应对夷船之策,并已着手进行“小规模验证”,以期“费省效宏”;三,再次强调,所有开支,目前皆由江南新增税银及官员捐输承担,“未烦内帑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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