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在书桌的抽屉里越堆越厚，当《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的最后一个句号落下时，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九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远处的山已是一片新绿，透出勃勃生机。
我的身体在规律的锻炼和充足的营养下，像抽条的柳枝般快速长高，嗓音虽然还带着童声的清亮，但心智却在每日高强度的学习和“回忆”中，愈发沉静。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抱着厚厚一摞手稿，走进了父母的房间。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正在核算这个月的货运收入和支出，眉头微蹙。
母亲则在灯下缝补着衣服。看到我进来，他们都有些意外。
“爸，妈，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我将手稿放在桌上，神色郑重。
母亲放下针线，父亲也合上了账本，目光落在那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
“这是什么？”父亲拿起最上面一本，随手翻看。
起初只是随意浏览，但很快，他的目光就被那工整的小楷和与众不同的行文吸引住了。
他虽然不是文化人，但常年走南闯北，见识还是有的。
“这是……你写的？”父亲抬起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母亲也凑过来看，同样惊讶不已。
“嗯。”我点点头，“我管它叫《明朝那些事儿》，就是用一种比较……比较有趣的方式讲明朝历史。”
我深吸一口气，抛出了准备已久的计划：“爸，妈，我想去一趟北京。”
“去北京？”母亲惊呼出声，“你一个孩子，去北京做什么？”
“为了它。”我指了指手稿，“我想去北京的出版社碰碰运气。咱们这小地方，出版不了这样的书。只有北京的大出版社，才有可能看得上。”
房间里陷入了沉默。去北京，在这个年代，对于一个小镇家庭来说，无异于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路费、住宿、还有那渺茫的希望……每一项都沉重无比。
父亲沉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在我和手稿之间来回逡巡。我知道他在权衡，在计算成本与那微乎其微的成功可能。
“浩彣，”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知道去北京要花多少钱吗？而且，出版社……那是多大的衙门？咱们平头百姓，能进去吗？人家能见你一个孩子？”
“爸，我知道有困难。”我迎上他的目光，语气坚定，“但这本书，我觉得能成。路费和住宿，我们可以省着点花。至于出版社……”我顿了顿，“我们可以试试。不试，永远没机会。试了，就算不成，我也死心了，回来继续好好读书。”
我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而且，爸，您不是常说，男孩子要敢闯敢干吗？我就想去见识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父亲。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担忧，有犹豫，但深处，似乎也有一丝被点燃的火苗。
他跑货运，见过的世面比母亲多，深知机会的重要性。
良久，他猛地掐灭了烟头，像是下定了决心：“行！老子就陪你疯一回！就当是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他爸！”母亲急了。
“别说了！”父亲摆手，“浩彣这孩子，跟别的娃不一样。他有主意，也有那个……那个灵气！咱们不能把他圈在这小镇里。钱的事我想办法，大不了多跑两趟长途！”
母亲的反对在父亲的决断和我的坚持下，最终化为了无奈的叹息和细细的叮嘱。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为这次“远征”忙碌起来。
父亲托关系买到了从省城飞往北京的机票，这在这个年代绝对是奢侈的行为，但为了节省时间（在他看来，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久了花费更大），他咬牙买了。母亲则为我准备了出门的行李，反复检查着每一件物品。
临行前，我们特意去了一趟县城大姨家。
大姨和三姐看到厚厚的手稿，同样震惊不已。
三姐仔细翻看后，感叹道：“浩彣，你这……这已经不是小打小闹了。这文字，这见解，放在哪里都拿得出手！”
大姨更是动用了一些老关系，帮忙打听了几家北京出版社的情况和地址，虽然信息有限，但总好过无头苍蝇。
带着家人的期望和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绝，我和父亲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当飞机冲上云霄，透过舷窗看着下面变得越来越小的山川城镇时，我紧紧攥住了拳头。北京，我来了！
踏上北京的土地，九四年的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蓬勃而又躁动的气息。
宽阔的长安街，熙攘的人流，高耸的大楼（虽然远不及后世），都让来自小镇的我们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和兴奋感。
我们按照大姨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朴庄重的大楼，透着文化单位特有的威严。
父亲在门口踌躇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准备好的“红塔山”，深吸一口气，走向门卫室。
“师傅，麻烦打听个事儿……”父亲陪着笑脸，熟练地递上烟，“我们是从四川来的，想找一下编辑部的老师，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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