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野人山边缘那片曾经被标注为“埋骨点”的平缓山坡,与数月前陈砚独自探访时已大不相同。浓重的雾气被晴朗的天空取代,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将山坡上的每一片草叶、每一块岩石都照得清晰分明。山风依旧,却不再带着刺骨的湿寒,反而有种旷远的清新。
山坡上,聚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群。陈砚、陈阳、卡佳站在最前方,他们身后,是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远征军后代——有像陈阳这样已确认先人身份的,也有仍在寻找、闻讯前来寄托哀思的;还有几位专程前来的俄罗斯游客和历史爱好者,他们是被卡佳分享的故事和即将举行的仪式所吸引;此外,还有滇缅抗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当地文史研究者、以及少数获准进入的媒体记者。
人群的中心,是一座新立的石碑。
石碑选用本地出产的深灰色花岗岩,质地坚硬,纹理沉稳。高约一米五,宽约八十厘米,厚度可观,显得庄重而稳固。碑身经过打磨,但并不光亮,保留着石料本身的质朴与粗砺感,仿佛与这片山野融为一体。石碑此刻覆盖着一面深红色的绸布,在阳光下红得庄严肃穆。
山坡被打理过,杂草被小心清理,露出黝黑的土壤。石碑周围摆放着数十个用松枝和野菊花编成的朴素花环。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一种肃穆的寂静笼罩着所有人,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的鸟鸣。
上午十点整,纪念馆馆长,一位头发花白、神情肃穆的老者,走到石碑前,他没有用扩音设备,声音洪亮而清晰:
“诸位来宾,朋友们。今天,我们聚集于此,在这片曾被鲜血浸染、被泪水浇灌、被深沉遗忘笼罩了八十多年的山坡上,是为了一件迟到太久,却终究到来的事——为我们二十八位中国远征军烈士,树立一座有姓名的碑。”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凝重的面孔,扫过那块覆盖红布的石碑,也扫向远方苍茫的野人山。
“他们的名字,曾差点随风而逝,随雨而化。幸而,有一位年轻的卫生兵,在自身难保的绝境中,用尽最后的气力,将他们一一记下。幸而,这本血染的日记穿越时空,重现于世。幸而,有无数人为了让他们‘有名’,而奔走、查证、努力。今天,这二十八个名字,将不再只存在于发黄的纸页上,不再只回响在后人的追念中。它们将被深深地刻进石头,刻进这片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土地,刻进我们民族永志不忘的记忆里。”
馆长停顿片刻,声音微微发颤:“现在,请陈铭烈士的后人陈阳先生,伊万·彼得罗夫先生的后人卡佳女士,以及这段历史的重要追寻者陈砚先生,为我们揭幕。”
陈阳、卡佳、陈砚相视一眼,默默走上前。三人分别站在石碑两侧及前方。陈阳和卡佳伸出手,握住了红绸的下摆,陈砚则站在稍前的位置。他们深吸一口气,然后,同时,缓缓地、庄重地,将覆盖在石碑上的深红色绸布向下拉去。
绸布滑落,石碑的全貌展露在阳光之下。
碑面正中,自上而下,镌刻着两行苍劲有力的大字:
中国远征军第二百师
野人山二十八烈士之墓
下方,是分成四列、整齐排列的二十八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简洁的籍贯。字迹深刻,涂以金漆,在灰黑色的石碑上熠熠生辉,清晰得刺痛人的眼睛:李建国(山东临沂)、赵小花(女,湖南湘潭)、王二柱(河南商丘)、孙有才(河北保定)……
在名单的最下方,另起一行,刻着一句字体稍小、却仿佛凝聚了千言万语的话:
“等胜利了,带你们回家。”
—— 卫生员 陈铭 记于一九四二年六月
阳光直射在金色的字迹上,反射出耀眼而温暖的光芒。那光芒仿佛不是来自太阳,而是从石碑内部,从那些名字背后,从八十多年前那个年轻卫生兵的血与信念中透射而出。
现场一片寂静。许多人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目光贪婪地、又是无比沉重地,逐一读过那些名字。寻找亲人的后代急切地在其中搜寻,找到的,瞬间泪如雨下;未找到的,也为这迟来的“有名”而感慨万千。俄罗斯友人们虽然不识汉字,却也能感受到那名字阵列所代表的重量与庄严。
陈阳凝视着石碑上“陈铭”那两个字的落款,又缓缓抬头,望向石碑顶部的天空,仿佛在与祖父对话。他向前一步,深深地弯下腰,对着石碑,鞠了三个躬。起身时,已是泪流满面,但他努力让声音清晰:
“爷爷……您看见了吗?您听见了吗?”他的声音在山风中传开,“您记下的二十八位战友……他们的名字,都在这儿了。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石头上了。他们再也不是档案里的‘无名氏’,不是统计数字里的‘一’,他们是李建国,是赵小花,是王二柱,是孙有才……他们有名有姓,有家乡,有故事。您的心愿……儿子今天,替您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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