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4 月 28 日，晚，京都，市公安局。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着七八个人，除了分管刑侦、经侦的副局长孟建国。
还有市局法制、监管支队的负责人，以及杨远清、薛玲荣、杨静怡三人专案组的正副组长。
会议已经开了快一个小时，议题只有一个：
是否批准对在押重犯杨远清、薛玲荣、杨静怡三人，进行一次特殊的“离监探视”。
提出请求的，是躺在协和医院 ICU 里、刚刚又被下达了一次病危通知书的杨守业的老管家陈福。
理由简单而沉重：杨守业生命垂危，随时可能撒手人寰。
老人弥留之际，唯一的愿望，是想再见一见儿子、儿媳和孙女最后一面。
这是基于最基本人伦的临终请求。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孟建国掐灭了手里的烟。
“陈福同志，也就是杨守业先生的老管家，下午正式递交了书面申请，并附上了协和医院开具的病危通知书，申请理由是临终团聚。”
他扫视了一圈在座的同僚：“杨远清、薛玲荣涉嫌故意杀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行贿等多重罪名，杨静怡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目前仍在补充侦查、准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这个阶段，原则上是不允许家属探视的，更不用说这种需要离开看守所的特殊探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这些干了半辈子公安的老刑侦、老法制，很清楚清楚这里面的敏感和复杂了。
批准？开了这个口子，以后类似情况怎么办？
程序正义还要不要？
尤其是杨远清案，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恶劣，上面盯着呢。
不批准？于情于理，似乎又太过冷硬。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想见至亲最后一面，这是人世间最朴素、也最难拒绝的请求。
一旦杨守业真的就这么走了，而他们驳回了这个请求，舆论会怎么看待公安系统？
会不会被扣上“不近人情”、“冷酷执法”的帽子？
“孟局，”法制支队的王支队搓了搓脸，“从纯粹的法律程序角度，我的意见是不宜批准。”
“此案性质严重，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旦开了这个特例，后续的诉讼程序可能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也容易给外界留下法外容情，甚至以情代法的错误印象。”
“人伦固然重要，但法律的严肃性和程序的刚性，必须放在第一位。”
监管支队的李支队长点了点头，“老王说得在理，但……我们也得考虑实际影响和社会观感。”
“杨守业是知名企业家，虽然教子无方，但本人并无违法犯罪记录，现在又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我们断然拒绝，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老爷子真的就这几天走了，媒体一报道，『公安拒绝垂死老人见儿孙最后一面』，这舆论压力，我们承受不起啊。现在老百姓对司法的人性化，期待还是很高的。”
“老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另一位黑脸专案组组长不乐意了，“办案光考虑舆论，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杨远清、薛玲荣他们犯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有今天？现在老爷子快不行了，想见了，我们就得网开一面？那对得起那些被他们坑害的股民、供应商吗？”
争论开始变得激烈。
一方坚持程序正义和案件本身的恶劣性质，认为绝不能开这个口子。
另一方则从社会效应、舆情应对甚至人道主义角度，认为可以特事特办，但必须严加控制。
孟建国眉头越皱越紧，双方说的都有道理。
这就是摆在桌面上的难题，但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顾虑，没有人点破。
终于，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经侦支队陈警官，也是杨远清一案的主审开口了。
“各位，我们是不是都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或者说，忽略了那笔……捐赠？”
“捐赠”两个字一出，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微微一变。
陈队继续道：“杨远清案发后，扬帆科技，或者说杨帆先生，以『支持京都公安建设、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为由，向公检法系统捐赠了一笔……数额非常可观的款项。”
“具体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升级办案中心的软硬件设备、改善基层所队的办公条件、设立干警伤残及特殊困难补助基金等等。”
“这笔捐赠，改善了我们市局的办案条件和干警待遇，从公心讲，这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从私心讲……”
陈队叹了口气，“我们拿了这笔钱，或者说，整个京都公检法系统，都承了杨帆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现在，杨帆先生的爷爷，想见被他亲手送进来的儿子、儿媳、孙女最后一面。而我们，”他环视一圈，“我们如果批准了这次会面，杨帆先生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很现实，也是本案问题的核心
杨帆的态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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