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高宗在国子监和太学视学时的御训，视学之后，高宗便题以《论伟大的王朝》将它登在邸报和官报上发出。又召入翰林学士，以白话文书写了一篇敕文下发，中心意思是“大唐的对外战争是解救受苦受难的庶民百姓”，颁发各道州县张贴，由宣谕官宣讲，并下到乡村。
高宗说，做事要师出有名，这就是师出有名。
当时大唐已经灭掉河西的回纥、铁勒、吐谷浑三国，逼走突厥，将燕周人赶到燕然山以北，正式设立河西道；唐军才休战才五年，高宗又发起了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战争，而西域诸国对大唐俱是臣服纳贡，未敢有不臣之心，因此高宗出兵西域就引起了朝野内外，尤其儒墨二家的激烈反对，抨击高宗出兵是“不义之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宗对士子们宣讲了“文明战争论”；对百姓们宣讲了仁慈战争论：“仁慈的君主必以仁爱对待子民而不是暴政，必以强大的军队保护子民而不是杀戮，必以严明的法律给予子民安定的秩序而不是剥夺生存的权利……仁慈的君主必以兵戈行仁慈，以战争的利器镇压残暴，拯救黑暗中的百姓……大唐包容天下，仁慈的君主必以光芒照亮黑暗的世界。”
由此，高宗将大唐的对外战争放在了正义和道德的制高点上，为大唐的对外战争奠定了道义基础，有力的回击了国内的反战之声。
纵然还有儒墨二家的言官和学者批评她是“借正义仁慈为名，行侵吞之实”，但是高宗发起的战争一则符合大唐上层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二则激发了士子阶层的使命感，点亮了一条光明又具象化的向道之路；三则以仁慈之名解救他国受苦的平民赢得了大唐平民百姓的好感；四则高宗之后就发行了战争债券，让大唐国民都享受到了战争红利，反对之声便越来越小，直至淹没在举国支持战争的浪潮中。
——高宗在帝札中对子孙说：什么是贤明的圣人？就是要以大义之名行事、以仁慈之名行事，这样，你在臣民眼中就贤明了；但是：你的心必须正，你的道路和目标必须是正确的，否则，帝王心术就只会让你偏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
而文明的进化，就是大唐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条必须向前流动的河流。
为了推动这条河流的流动，高宗在礼部设立了文明司，职责就是促进落后的文明转化为先进的文明。相比转化，高宗更喜欢进化这个词：进，前进；化，转化，移风易俗。这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词，是勇武和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但它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粗暴的、简单的，而是柔韧的、水滴石穿的变化，按太宗的话讲，就是“文明柔远俗”，一个“柔”字，道尽其真意。以文明司的理解而论，就是唐化，唐化，再唐化……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百年复百年……
自礼部文明司成立以来，已有二百又一十年，大唐新辟疆域的唐化、各个藩属国的唐化、海外诸个国家的唐化……这都是文明司的赫赫功绩。
包括，南桑总督府这片二百四十四万平方里的广袤地域。
一百年前这里还是部落王国，虽然首领称王，其实就是部落联盟，文明司评定为“有石头建的王城，王城之外皆为村落聚居，未形成分工的专业城市；王国最大者二十五万余人，有语言无文字，口传文明，以舞蹈和击乐沟通；无国家制度无官员制度，遇事部落长老合议决；无法律，犯事者以部落习俗处置……冶铁三级文明，可初步炼钢；农耕初级，使用铁钎铁铲铁锄，未用耕牛畜力，未有灌溉工事工具……”总之，就是原始文明，经过文明司一百年的推进，才成长为现在的农商城市文明，当然，也有了文字——唐文。
在南桑总督府之前，统治这片地域的是三个黑人酋长王国，科伊桑、桑达、班图，经过近一百年的唐化后，除了肤色外，他们的衣着服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等，已经与唐人没有多少区别了，就连普通的黑人小孩儿也能熟练的用竹筷吃汤饼。当然，他们非加人的文明，除了那些野蛮的、恶劣的被摒弃外，那些独特的文化仍然存在，比如极具非加特色的，节奏激烈明快的舞蹈和打击乐，不只是这里的人不可缺少的，而且传入了大唐，称为非加乐，和龟兹乐一样，成为大唐舞乐的一部分。
而这种融入还有方方面面……
这一切，都是在文明、共同进步、富强、繁荣这些美好的名义下进行的渗透，直至水到渠成，这里就成为了大唐的疆域。
鲜血和异议也有，但已经埋进了泥土里。
这里是大唐在美索非加大陆上的第一块领土，而不是以前的海军基地，这意味着大唐正式向南大西洲插入了一刀。而这一刀，会在将来捅了大食帝国的菊花。
所以去年九月菊花开放的时候，李毓祯召见了邓王李翊浒，问他：“二叔可有兴趣到非加看菊花？”
如今邓王站在开夏府的昭平山上，俯视着山下叩石垦壤、箕畚奋战的场面，确切的说，是人力与机械畜力一起奋战的场面，黄肤色的人种夹杂在黑褐色黝黑色的人种中，吆喝声却是一致，“嘿嗨！嘿呦！”干得热火朝天——他至今仍记得自己的回答。
“臣，必为大唐，插好这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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