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不太能确定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所以他对于护卫上报的这种胡人私下聚会进行『朝拜』的消息，一般来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他们……』
护卫领命应下。
这些护卫都忠诚于赵云，那么只要赵云依旧对于骠骑大将军斐潜展示出忠诚的态度，那么这些护卫也就同样的忠诚于骠骑。
这种忠诚的递推链条似乎很脆弱，可这也是封建王朝之中绝大多数的情况。
不过在多次听到了胡人私下聚会，膜拜骠骑三色旗帜的消息之后，赵云也意识到了这些胡人的特性……
如果赵云知道什么是二哈的话，那么多半就会用这种动物来和这些胡人匹配一下了，像狼，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狼，像狗，但是时常又会犯浑拆家，将主人丢下直接自己跑了。有肉吃的时候是真上，挨打了是真叫唤，但是又记不太住……
『是不是太闲了？』
赵云不由得嘀咕着。
这段时间幽州春耕，汉人兵卒是能理解春耕对于农家的重要性，所以即便是赵云没有特别号令，这些兵卒依旧会给幽州的百姓民众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可是胡人就不一样了。
胡人虽然也有『春天』的概念，但是没有『耕』的念头，他们更多的是带着牛羊追逐水草罢了，所以当没有赵云明确命令下达要胡人兵卒做什么的时候，这些胡人兵卒自然就闲下来了。
在没有身为北域都护之前，赵云觉得这些胡人就是胡人，对于这些人也有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但是随着在北域大漠的时间增加，对于这些胡人也开始比原先略懂了一些，至少不会简单的认为这些胡人就是两个字，『蛮夷』。
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认知和处理方式，其实颇为复杂，但是也有认知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又偏偏是从汉代开始的儒家文化所奠定下来的基础。
虽然说在《礼记·王制》之中，对于『五方之民』做出了一些规范和划分，但是这玩意并不是简单的自大，而是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石。儒家将礼记延续和发扬，这确实是一件功德，也为了后续的华夏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政治治理的标准，但是儒家在对待『蛮夷』这方面上，确实是落后的，甚至是严重误导的。比如元末明初就有大儒提出『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治理逻辑，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也很鼓舞人心，但是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后续下南洋的无疾而终……
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前，朝廷对域外的土地，认知止于《山海经》式的传说。即便在设置西域都护后，中央对边疆情报的掌握仍依赖军镇呈报，形成信息漏斗效应。一些掌握了喉舌的士族子弟，知识分子，不好意思说自己完全不懂，便是在某些时候有意无意的臆造出了一些异域的认知，传播开了又不好意思纠正，结果后面就错上加错。
其实汉代在对外治理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通过设置酒泉、敦煌郡，建立烽燧系统，构建军事和商业的复合走廊。张骞使团携带『节杖』象征华夏中央皇权的延伸，同时对于西域地理测绘，正所谓『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开创系统性边疆调查的先河。
唐代也在在突厥故地设六府七州，实行『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政策。在长安设立鸿胪寺，系统收集蕃情，编纂《西域图记》。
宋代么，虽然怂，但是也将商贸开到了东洋南洋，要不然怎么叫做『旅宋』呢？
明代好歹有下西洋，但是辫子朝么，就只懂得死死盯着蒙古，实行《蒙古律例》，没办法将八旗保持在巅峰状态，就硬生生将蒙古拉到了和八旗一样的糜烂水平，立国近三百年，明明一个以马背上成长，以养马圈地的农奴庄园主为核心的体制，结果战马依旧是三百年前的矮小挫，弓箭依旧是三百年前的弯腰前倾伸脖子……
赵云和那些被思维固化的酸儒不同，他对于那些胡人也没有说一定要贬低为『蛮夷』，方能体现出自己的清高，所以赵云考虑的问题更偏向于实际一些。他准备给骠骑上一封的表章，将他这一段时间在北域大漠当中的思考，融汇到表章里面去。
赵云觉得，即便是胡人是二哈，但是依旧有情感，有血肉，只要做好引导和规范，这些胡人可以成为很有益处的补充，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要这些胡人定期送些什么白色的皮毛，白色的牲畜来朝贡，搞到最后这些外域的民族就以为是白色才是珍贵喜庆吉祥的颜色，然后形成了遇到喜事都穿白色的风俗……
其实这只不过是华夏制定下来的，让这些外族之人进贡白色的器物，是代表了举白旗投降的另外一个形式转化而已……
赵云提起笔，他先从自己在北域大漠建立的定期边疆巡视制度讲起，表示这种方法是可以逐步的编纂动态边疆图志，也有利于将华夏市场整合起来，梯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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