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眉头紧缩的崔可夫和舒米洛夫，我没敢马上回答他们的问题。虽然我从后世的书籍网络上，对古拉格集中营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可此时，在苏联严格的保密机制下，却还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的保密机构。要是我随随便便回答了两人的问题，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那样的话，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了。
见我迟迟不说话，舒米洛夫催促道：“怎么了，奥夏宁娜中校。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在想什么啊？”
事到如今，不回答两人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摘下钢盔，用手理了理头发，假装一无所知地明知故问：“两位司令员同志，什么是古拉格集中营啊？难道是德国人关押我军战俘的地方吗？”
两人听我这么说，不禁相对苦笑。舒米洛夫冲崔可夫做了个手势，有些谨慎地说：“崔可夫同志，奥夏宁娜的这个问题，还是你来解答吧。”
崔可夫无奈地苦笑着对我说：“奥夏宁娜，怎么说呢，古拉格是内务部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输的分支行动部门。古拉格集中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管辖下的劳动惩戒营。”
虽然崔可夫只简单地介绍了古拉格是怎么回事，没有提到里面的从事强制劳动的人员的成分，但我心里却格外清楚，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中，除了少数的政治犯，剩下大多数是因为无故旷工，偷窃，或开反政府玩笑而被逮捕并被关进去的。
我连忙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过他的话题说道：“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从古拉格集中营出来的，都是以刑事犯为主的危险分子。”
舒米洛夫轻轻地点点头，说道：“差不多就是你说的意思。上级的考虑还是有道理，要是把他们都打散编进各连队。有可能会成为部队里的不安定因素。”
对于老毛子这种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我有时真无法理解，于是我不解地问道：“既然他们不是安定因素，那为什么还有把他们派到我们的部队里来呢？”
舒米洛夫站直身体。挥舞着拳头，义正严词地说道：“在我们的祖国面临死生存亡的时候，内务部的领导出于人道的考虑，决定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赎罪，用鲜血来洗刷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舒米洛夫的这番话让我似懂非懂，此刻他在我的眼中的形象，不像是集团军的司令员，反而更像战争爆发初期的那些不近人情的政工人员。
等舒米洛夫说完，崔可夫又旧事重提，问道：“奥夏宁娜。你已经知道古拉格集中营是怎么回事，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安置这批来自集中营的人员。”他说话用词很谨慎，在听到这批来自古拉格的囚徒时，他使用的是人员而不是刑事犯这个单词。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他对这些人是抱有同情之心的。
对于这批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人，既要防范他们又要把他们用到最危险的地段，怎么安置他们，还真令人头痛啊。我再度摘下钢盔，用手理着头发，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办呢？总不能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步枪。让他们朝着敌人的阵地冲锋吧……”
“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舒米洛夫已经拍案叫绝，连声说道：“奥夏宁娜中校的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把这些囚犯组织起来，每人发一支枪，让他们朝着敌人的阵地冲锋。”
“可是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一旦遇到敌人的拦阻射击，我敢说他们绝对多数的人，都是丢下武器调头就跑。”崔可夫马上向舒米洛夫指出这个计划里的不足之处。
舒米洛夫背着手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突然兴奋地说：“有了，在进攻队列的后面加上机枪摆上督战队。一旦他们后退。督战队就用机枪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扫射。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进攻是死，撤退也是死。与其耻辱地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倒不如迎着敌人的子弹勇敢地冲上去，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崔可夫说什么，我没听太清楚，我想起了在柳班附近，由日军敢死队组织的那次损失惨重的进攻，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敢死队也伤亡殆尽。接着又想到了《兵临城下》里，那群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们，端着没有子弹的步枪，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的阵地，在进攻受挫后撤时，全部惨死在自己人枪口下的场景。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抬手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暗骂自己：好的建议不提，偏偏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要是这种打法在方面军部队里推广的话，那么就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我的这个建议而枉死。
我这里的动静惊动了崔可夫和舒米洛夫，两人奇怪地问我：“奥夏宁娜，你打自己耳光做什么？”
我连忙戴上钢盔，用手揉了揉被打的脸颊，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回答说：“我在打蚊子，刚才有只蚊子停在我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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