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环节，他都穿插了具体的临床案例，那台手术出现过意外，当时的麻醉医生做了什么决策，后果是什么，后来又是怎么改进的。
“有一次，一台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患者的血压突然掉了。”
邓教授放下马克笔，转过身来看着台下的听众，“麻醉医生第一时间用了升压药，但效果不明显。台上主刀催得很急，说再不稳住血压他就没法继续做了。你们猜，问题出在哪里？”
台下安静了几秒，有人试探性地回答：“容量不足？”
邓教授摇了摇头：“不是。后来我们发现，是患者术前长期梗阻性黄疸，导致凝血功能障碍，术中创面持续渗血，失血量被低估了。
麻醉医生只看到了血压下降的表象，没有及时做血气分析和凝血功能检测，导致干预措施滞后了将近二十分钟。”
他顿了顿，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话：“在高难度肝胆胰手术中，麻醉医生不是手术的旁观者，而是手术的参与者。
你的每一个决策，直接影响手术的成败。一个好的麻醉医生，应该在主刀发现问题之前，先发现问题。”
外科如果是顶峰炫技，那么麻醉就是默默分享。
一群麻醉主任们，把近三十年来的经典案例拿出来分享，从病发到处置最后到结果，直接拿出来汇总分享，尼玛听的人惊心动魄的。
相对外科对年轻医生的不友好，麻醉这边感觉就是年轻医生的成长小课堂，这些汇总太珍贵了，可以说，花钱都买不到的！
一个早上麻醉结束后，紧接着，心内科的专场讨论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心内科的讨论主题是围手术期心血管风险评估与管理。这个主题，对于普外科医生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几乎每一个高龄或合并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手术患者，都需要心内科会诊。
陌生是因为，大多数外科医生对心内科的评估逻辑和决策依据并不真正了解，往往只是走个过场，心内科说能做，那就做；心内科说不能做，那就保守治疗。”
但今天，心内科的专家们显然不想让这种走过场式的会诊继续下去了。
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阜外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姓刘，是国内围手术期心血管管理领域的专家。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很多外科医生觉得，心内科会诊就是做个心电图、查个心肌酶、写个建议继续目前治疗的结论。
这是错误的！
围手术期的心血管管理，应该贯穿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全过程，而不是术前签个字就完事了。”
他展示了一组数据：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医院共接诊了四百余例术前心内科会诊的高龄手术患者。
其中，有大约百分之十二的患者在术前评估中被发现有未被识别的心血管高危因素，手术被迫延期或调整方案。
这百分之十二的患者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在经过针对性治疗后，最终顺利完成了手术。
“如果没有术前的精细评估，这百分之十二的患者，很可能就会在手术台上或术后恢复期出现严重的心血管事件。”
刘主任的语气并不激昂：“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外科同道，以后在申请心内科会诊的时候，不要只发一个简单的会诊申请。
把患者的完整病史、用药情况、术前检查结果都发过来，我们心内科才能给出真正有价值的建议。”
下午的讨论，迎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高潮。
任丽站上讲台的时候，台下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茶素医院名义上的老大其实是任总，因为人家是书籍。
但大家只知道张黑子不知道有任总。
如果是其他人，或许多少会和张凡生出一点龌龊的。
可任总倒好，张黑子说行，她就点头，张黑子说不行，她一定会摇头，如果上级先让她表态，她就瞪着大眼睛，一脸的无辜。
不过，这几年医院花钱方面，任总比张黑子花的还要多。
任总虽然在国内心内科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和阜外、中山这些顶级医院的专家相比，她的光环并不耀眼。因为她干的都是不显名，但重要的基础普查性的科研。
这也是张凡非常看重任总的原因之一。
她今天的汇报题目是：“一例复杂肝胆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心肺管理，从术前评估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复盘。”
她讲的是一位六十五岁的男性患者，因肝门部胆管癌入院，拟行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
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病史，五年前曾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术前心脏超声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为百分之四十五，轻度肺动脉高压。
肺功能检查提示中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按照常规的病历标准来看，这个病历并不稀奇，也就是这个患者的手术风险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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