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美国国会监督赫尔辛基协定的执行机构“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关于库达耶夫、亚历山大金斯伯格和尤里·奥洛夫案件的听证会。
爱德华受到邀请代表库达耶夫夏进行胜诉，而代表金斯伯格的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代表奥洛夫的拉姆齐·克拉克都是司法界成名已久的高级律师，大型跨国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显然，爱德华在司法界的咖位已经和接手此案之前有了天壤之别
最后爱德华向委员会汇报了库达耶夫的最新情况：苏联当局已经指定一位叫西尔维亚·杜布罗夫斯卡雅的女性律师作库达耶夫的辩护人。
随后他向宣读了德里南神父发给这位苏联律师的一份电报:
库达耶夫的母亲已经委托爱德华·杨代理他在美国的利益并传唤了许多已离开苏联的证人，并留下了至关重要的证词。
很显然您手边暂时没有这些证词，而这在替库达耶夫辩护时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并不想干涉您对他的代理，也不想涉及苏联合法的国内事务。
爱德华·杨先生想和你见面，以同行的身份做一次纯粹免检，把我们利用独有的途径收集到的证词材料提供给你，以作为参考。
本着合作和互谅的精神，我们准备随时前往莫斯科。
……
这封信的结果，当然是和邀请多勃雷宁大使旁听听证会的结果是一样的……泥牛入海……
不知道西尔维亚·杜布罗夫斯卡雅在收到信时会不会痛斥，一派胡言！
在以库达耶夫的名义作出这些公开努力之外，还有一些私下的努力也在进行。
比如国务院系统安排了和苏联官员的会面商讨，也提出了外交建议，还建议互换犯人，同样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但坏消息却来了。
苏联当局忽然宣布，将于近日审判阿纳托利·库达耶夫的重大叛国罪。
具体罪行是:在1970年和1972年之间，被告曾向“西方外交人员、情报人员、及一个在莫斯科披着记者外衣的外国军事情报机构特务”提供国家机密。
这是可以直接判处死刑的指控。
这如同一盆凉水泼到爱德华脑门上。
实际上在接手这个案子后，爱德华的想法很明确-第一要保住他的命，老实说这个并不算太难，只要莫斯科最高当局没有发疯就不大可能判处他死刑。
其次就是让他获得尽可能轻的判决，无罪释放当然是好，但显然莫斯科方面绝对不会那么好说话。
他觉得通过各种努力，让莫斯科提起公诉和判决时多少有点顾虑，随便按个罪名，判个三五年意思一下。
库达耶夫已经被关了一年多，然后弄个保外就医出来，驱逐出境，那么双方皆大欢喜。
可是一旦宣布进行叛国罪审判，根据爱德华的苏联法律知识，量刑的起点就是十年！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一不做二不休了，直接约了一堆记者跟拍，他去苏联大使馆提出签证申请。
理由是要去去苏联代理委托人，或至少是旁听审判库达耶夫。
除了记者，还有一堆律师同行也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没有代理协议，但都要求旁听。
于是苏联驻西方大使馆被骚扰的不胜其烦。
当然，申请肯定是被拒绝的，这毫无疑问。
在审判前几天，各种活动频繁。
爱德华放弃手头一切工作，开始为这个审判造势。
在全国各地穿梭行走，在群众集会上，在议会大厅里，在电视上代表库达耶夫发表各种讲话，总是能赢得无穷无尽的掌声与人们的热望。
显然，作为库达耶夫的妻子，维塔也始终全称出席这些场合。
人们被她的美丽与对丈夫的爱而深深感动。
当爱德华为了库达耶夫忙得汗流浃背气喘嘻嘻之际，后者也没闲着，在他狭小的牢房中酝酿答辩词一真正在法庭上作的答辩。
在审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库达耶夫在16个月的强制沉默后第一次有机会讲话。
当法庭命令他作出最后陈述时，他站起来，不说话，然后转了个身，背对着法官，他直接对着整个法院里唯一个愿意倾听他，并把他那勇气过人的话语传出去的人讲话。
那是他的弟弟列昂尼德。
以下是他发言的一部分: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审判中为自己辩护是徒劳的，这个案子从一开头就是无望的。”
这时听众席中有人高呼，高喊:“应该把这种人吊死！”“吊死他，吊死这个叛国者！”
他不为所动继续说:
“那些进行调查的人警告我，除非我同意与克格勃部门合作，协助他们搞垮犹太人移民运动，否则我将被处死，或至少判15年以上。他们答应，那样做的话，我很快就会被释放，甚至还可以与我妻子见面。”
“现在，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离我的人民，离我的维塔更远时，当我面临着漫长的监禁时，我要对我的人民和我的维塔说:＂L＇shanaha-baahbYerusha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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