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以纯粹的平民布衣之身，领导农民起义，最终登上皇位，开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王朝的帝皇。
亭长在秦制下并非贵族，甚至算不得正式官员，更近胥吏，自然属于布衣。
他真正实现了陈胜吴广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破了夏商周以来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垄断最高权力的格局，开启了“布衣将相”的局面。
这种阶层的突破性上升，其象征意义和对后世社会流动性的潜在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其次，在于其对华夏文明的奠基性贡献，赢子念很清楚，历史中的大秦是不如大汉的。
纵然有始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奠定疆域基础，但终究国祚短暂，且律法严苛，统治基础在始皇帝后期已经开始不稳。
如果他还活着，自然可以暂时压制一切；但是他死了，并且大秦二世而亡。
而刘邦所建立的汉朝，不仅在制度上“汉承秦制”，继承了郡县制、三公九卿等秦代开创的有效中央集权框架； 更关键的是，其推行“与民休息”的国策，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政权，使得大一统的格局得以巩固和延续。
汉朝绵延四百年，其国号“汉”更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套文化体系的称谓。
“汉族”、“汉语”、“汉文化”。
可以说，刘邦及其继承者们所稳固和发展的汉文明，真正塑造了此后两千年华夏文明的基本形态与认同内核。
这份承前启后的奠基之功，是无法忽视的。
再者，是刘邦那堪称典范的用人智慧与领袖魅力。
赢子念脑海中浮现出那段着名的论述：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能如此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并毫不猜忌地重用这些在某些方面远胜于己的人才，且能使其各尽其才，形成强大的合力，这本身就是最高明的领导。
张良是落魄贵族，萧何是县吏，陈平有“盗嫂受金”的污名却得重用，樊哙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韩信更是受过胯下之辱的平民......
刘邦能破除出身、偏见，聚拢并驾驭这样一群人，其胸襟与识人之明，确属顶级。
在任何一个时代，成就大事，关键就在于“聚人”和“用人”，刘邦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
彭城之战，五十六万大军被项羽三万精骑打得溃不成军，父亲妻子被俘，何等惨败？
换作他人，可能早已一蹶不振。
但刘邦却能迅速收拢溃兵，稳住阵脚，退守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展开长期对峙。
他能在绝对劣势下，始终保持战略主动性，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联合彭越、英布等诸侯不断骚扰项羽后方，最终一点点扭转战略态势。
这种打不死、拖不垮、总能抓住机会恢复甚至反击的韧性，是成就大业者必备的素质。
在赢子念穿越之前，有人提出过一个问题。
倘若将华夏历史上所有的皇帝置于同一个乱世时代，最终谁最有可能夺得天下？
若论时代的综合优势，后世王朝往往在技术、经济、制度细节乃至军事装备上具有后发优势。
唐宋明清鼎盛期的皇帝，携其时代之资源与技术降维打击，前面的王朝根本无法应对。
但若剥离这些外在条件，将所有人都拉回近乎同一起跑线。
比如，同为“布衣”或低级官吏的出身背景，面对相似的破碎时局与资源匮乏的初期环境。
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有趣，也更能考验自身能力。
而在诸多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与推演中，刘邦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
甚至出现的频率，超过了另一位同样以布衣之身开创伟业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当然，光武帝刘秀的名字也时常被提及；但都提刘秀了那还说什么呢，给你了呗。
但在不考虑“大魔法师”、“气运之子”这类的因素下，刘邦与朱元璋，才是更常被拿来反复比较、争论不休的焦点。
而站在赢子念的角度，他觉得刘邦最终夺得天下的概率，要比朱元璋略高一线。
大汉魅魔的称号，不是开玩笑的。
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有些“无赖”但又不令人反感的气质。
刘邦本人身上的市井气息和“不拘小节”，使他能天然地消除与这些底层豪杰、失意文士、乃至“刑余之人”的心理距离，快速打成一片，建立“兄弟义气”。
他能让高傲的张良倾心相助，能让“贪财好色”的陈平献出奇谋，能让“胯下之夫”韩信感受到“国土”之遇。
这种吸引和驾驭“非常之人”的能力，在人才决定一切的乱世初期，价值无可估量。
朱元璋同样极具领袖魅力，但却还没到大明魅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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