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经济像被谁抽走了脊梁骨，到处都在塌。工厂倒闭，楼价跳水，街上游荡着穿西装找工作的人，报纸头条天天是“某某公司裁员百分之三十”。电影行业却诡异地热闹起来——大概是日子太难过了，人们需要躲进黑暗的影院里，做两个小时的梦。
索蒙就是那个造梦的人。
二十二岁，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瘦高个，头发长得能扎小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口袋里永远揣着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
如果说后来的索蒙是一把被磨去所有棱角、封进标准尺寸鞘里的刀，那二十二岁的索蒙就是一块刚从炉子里夹出来的铁坯，滚烫，通红，溅着火星，谁碰谁烫手。
他的毕业作品《雨停了》在当年的独立影展上拿了奖。
不是那种正经八百的大奖，是一个叫“新视线”的边角料奖项，但奖金有二十万。他用这二十万，加上跟姐姐索菲东拼西凑借来的十万，拍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夜奔》。
成本三十万，上映两周，票房一千二百万。
整个行业都在议论这个名字。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用三十万搏了一千二百万，回报率四十倍。
投资人踏破门槛，剧本像雪片一样飞来。索蒙挑了很久，最后选中了一个叫《盲鱼》的本子——讲一个盲人按摩师和一条会说话的鱼的故事，荒诞，冷峻，带着点黑色幽默。投资方不太满意，觉得太文艺，要求改剧本。
索蒙不肯，僵持了两个月，最后投资方妥协了——因为索蒙说，如果不拍《盲鱼》，他就去拍广告，再也不碰电影。
《盲鱼》成本八十万，上映三周，票房三千七百万。
两部低成本电影，让索蒙在二十五岁之前，成了一个有钱人。
他给姐姐买了一栋小楼和车，剩下的钱存进银行，数字后面的零多得他懒得数。
那时候的索蒙，和后来那个在协会里被叫做“机器”的男人，简直像是两个不同物种。
他抽烟，想抽就抽，一根接一根，烟灰弹得到处都是，有时候烧到滤嘴了还叼着，烫了嘴唇才“嘶”一声扔开。
他喝酒，喝得很凶，红的白的啤的来者不拒，喝醉了会拉着索菲说胡话，说他要拍一部电影，让全世界的人都记住他的名字。
他熬夜，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画面——镜头的运动，光线的角度，演员的表情。他会突然从床上弹起来，摸黑找笔，在床头柜的便签纸上胡乱画分镜，第二天早上发现那些鬼画符连自己都看不懂。
他不守规矩。
二十二岁的索蒙觉得规矩是用来打破的。
电影学院的老师说他镜头语言太野，他拍了一部更野的毕业作品堵住所有人的嘴。
投资方说《盲鱼》的结局太悲观，观众不会喜欢，他剪了一个更悲观的导演剪辑版送去电影节。
审核部门说他的电影里有“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他二话不说，把那一整段删了，然后在新片发布会上笑着对记者说：“删掉的部分，我会放在DVD花絮里。”
他不怕。
年轻人什么都不怕。
那年春天。索蒙的第二部电影《盲鱼》还在院线挂着，票房已经破了四千万，对于一部成本不到一百万的艺术片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投资人凤老板请他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饭桌上除了凤老板，还有几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名片掏出来，不是影视公司的副总裁，就是投资基金的合伙人。
“小索，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谈个大的。”凤老板五十多岁，肚子圆得像塞了个篮球，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尊弥勒佛。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文件，推过桌面“这个本子，你看看。”
索蒙接过来。封面印着两个字：精卫。字体是烫金的，在餐厅暖黄色的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精卫》？”索蒙翻开扉页，快速扫了一眼故事梗概。
上古神话，炎帝之女女娃，溺于东海，化而为鸟，名曰精卫。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剧情改编得很大胆——精卫不是自愿填海的，是被一个叫“玄冥”的海神诅咒了。她每填一块石头，玄冥就掀起更高的浪。她填了一万年，浪也涨了一万年。最后精卫发现，她不是在填海，而是在把自己的命一块一块地扔进去。但即使知道了真相，她也没有停止。因为除了填海，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这个本子……”索蒙抬起头，表情复杂“谁写的？”
“花原。就是写《芸芸众生》的那个。”凤老板笑眯眯地“他也算是你师兄，比你们高几届。”
索蒙没说话。他又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
“投资多少？”他问。
“一点二个亿。”凤老板伸出一根手指“上不封顶。视情况追加。”
餐厅里安静了一瞬。索蒙低头看着手里的剧本，指尖在纸页上轻轻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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