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963年1月15日
广州
清晨6点半，欧淑芬准时醒来。出事这么多天了，她的生物钟仍然停留在上班时的记忆节奏。往日，她这个时间会起床去给丈夫准备早饭，7点整叫醒田之雄，然后他们会一起吃简单的早饭，7点半两人一块儿出门上班。单位里都是8点半上班，而田之雄总会在8点之前就到办公室，她则需要坐几站公共汽车，在8点半前按部就班到达办公室。
现在，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子里还回想着十几天来发生的事情。母亲和孩子还在一旁沉睡。这是迄今为止她所过的最凄凉的春节，没有年夜饭，没有鲜花与金桔，也没有同事或领导登门拜年，只有时不时上门的派出所民警和街道居委会主任。
昨天，田之雄的处长陈振忠来看了看她，他看上去颇显疲惫和难过，话也不多。听说陈处长也因为此事受了处分，现在还在检查反省。陈处长代表组织发还了一些她的个人物品和书籍，他自己给孩子带了两袋奶粉来，还特别指着一套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要她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
那一刹那，她的心狂跳起来---那塑料封皮里原先夹着她的存折。等陈处长他们走了，她迫不及待地翻开书，果然那个存折还在，连本带息总共二百四十八元五角七分。她和田之雄两人工资都不高，有了孩子以后，每个月几乎存不下多少钱来，这个存折还是她刚参加工作时开的，钱也是省吃俭用慢慢攒起来的。
她从心里感激陈处长，不管他是自己自作主张偷偷塞给她的还是代表组织发还的。有了这些钱，再加上从街道每个月领到的生活费，省着点花可以支撑一两年了。一两年以后，也许田之雄的事情就案情大白水落石出了，蒙受的冤屈便可以彻底洗清，她的丈夫没准就可以回家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就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了。
想到这里，她意识到这点钱实在太重要了，便一骨碌爬起身来，决定马上要去一趟银行，把钱全都取出来。
她匆匆梳洗了一下，洗漱的声音惊醒了母亲，欧淑芬轻声嘱咐了几句，便轻手轻脚上了街。银行8点半才开门，但她想避开街道居委会主任的监视，一大早便出门，哪怕到银行门口去等呢。
她顺利地把钱全都取了出来，路过街边的早点摊，饥肠辘辘的她实在忍受不了香气的诱惑，花了5角钱买了一碗皮蛋瘦肉粥和4个小叉烧包，仔细端着往家走。
快到家时，她发觉街坊邻居三三两两对着她指指点点，她心里一惊，预感到家里出事了，赶忙把小布袋里刚取到的钱掖到自己的内衣口袋里。
果然，欧淑芬一推开家门，就吓了一跳。小屋里站满了人，领头的人是那个叫林华堂的副处长，还有穿警服的派出所民警、穿便装的随从、街道主任和民兵。母亲坐在床沿抱着孩子，孩子在“哇哇”地哭。
看见欧淑芬端着早点进来，街道主任张牙舞爪地一下扑过来，吼着：“你跑哪儿去了？”一把夺下她手里的布袋子，里面的几个小叉烧包骨碌碌滚在地下。欧淑芬吓得身子一退，手一抖，手里的粥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两半。
林华堂朝着街道主任摆摆手，语气和缓地说：“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出门吗？”
欧淑芬答非所问嗫嚅着：“碗…是借的…要还的。”
派出所民警帮她捡起地上的叉烧包，放在桌上。
林华堂问街道主任：“这个月的生活费发了吗？”
街道主任不好意思地辩解道：“还没呢，前几天过元旦，事情多，还要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没顾上。”
林华堂不耐烦地说：“一会儿赶紧发了。”又转向欧淑芬说：“我是来通知你一声，组织上决定给你们换个地方住，你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东西，下午来车接你们。”
欧淑芬心里“腾”地燃起一团希望的火苗：难道田之雄的事有转机了？
林华堂率众人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叮嘱了一句：“带些随身的衣物就行，大件的东西就别带了，那边什么都有。”
这句话又让欧淑芬的心悬了起来：难道是把他们祖孙三人接到招待所去住？去年，他们市公安局一位干警因公牺牲了，组织上就把家里老小都接到局里招待所，她们几个女民警还临时抽调去帮忙接待了几天。
一时间，她心乱如麻。她努力让自已平静下来，给孩子冲了瓶奶喝，又细心把弄脏的叉烧包剥掉皮，端给母亲当早餐，自已则用开水把头天的剩饭菜泡了泡吃掉。边吃边寻思着，带些什么东西走。突然，她想起刚刚从银行取出的钱，赶忙放下饭碗。
她四处打量着，最后目光落在躺在床上喝奶的孩子身上。她赶忙拿过孩子的小襁褓，拆开边上的棉线，把24张拾元券仔细卷成两团，缝进小被子里，又把剩余的零钱揣进内衣口袋，才长舒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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