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琦鎏和他的同伴们无法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原因在于公司对他们有着迫切的需求。毕竟这段时间里，工人们都停止了正常的生产活动，但安保人员却绝对不能缺勤。为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履行工作职责并保障自身安全，公司特意为他们开具了详细而有效的工作证明，并协助其成功申领到了出入证件。
在上班期间，这些安保人员相对来说比较清闲自在。由于无需参与繁忙的生产任务，他们可以自行携带饭菜前往值班室就餐。当没有紧急事务时，他们便会选择坐在电脑前，通过互联网浏览有关疫情期间的各类新闻报道。
在众多新闻资讯之中，不乏一些令人深受触动、倍感温暖的典型事例。这些故事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过每一个身处疫情阴影之下的心灵深处，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与美好。
故事一 七楼的纸条
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
我是玛格丽塔，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一名单亲妈妈。那天，我刚结束连续12小时的值班，穿着闷热的防护服，把第17位疑似病人送进隔离病房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楼，已是夜里11点。
电梯缓缓上升，灯光忽明忽暗。就在门即将合拢的瞬间，我看见电梯按键旁贴着一张手写纸条，字迹清秀：
“我是七楼的维多利亚，如果您需要任何杂货或帮助，请按我家门铃。我不怕，我一个人住。”
我靠在电梯冰冷的内壁上，突然想哭。原来，在我把世界挡在口罩外的时候，仍有人愿意把门打开。
第二天，我把家里最后三颗橙子装进袋子，放在她门口，附上一张纸条：
“我是五楼的玛格丽塔，儿科医生。如果您需要儿科咨询，请按我家门铃。我女儿三岁，我也懂一点。”
第三天，她回赠了一包儿童口罩和一盒退烧药。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疫情最凶的那三个月，整栋楼靠一张张纸条互相“投喂”：酱油、奶粉、退烧药、童话书、甚至一盆刚发芽的绿萝。我第一次教女儿写完整的句子，就是在这些纸条的背面。
她写：“妈妈，我想吃苹果。”
我帮她写：“维多利亚阿姨，能借我一个苹果吗？我用三颗糖换。”
原来，隔离也可以是一种拥抱。
故事二 甘加树下的屏幕
瓦拉纳西，2月。
我叫古普塔，是联合国志愿者。村子封路后，最偏远的贫民窟连“新冠病毒”四个字都没听过。我们决定用最原始的方式传播知识。
我们把两部旧手机绑在印度楝树上，用扩音器播放自制动画：穿纱丽的小姑娘“甘加”用印地语教大家洗手、戴口罩、保持距离。画面简单，声音清晰，孩子们围坐在树下，看得入神。
11岁的拉朱每天搬一张破垫子，最早到、最晚走。动画放完，他就用粉笔在地上默写刚学的单词：soap, mask, distance。
三个月后，他把一块木板刷白，挂在树上，写下第一行字：
“如果你也想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请下午三点到甘加树下来。”
那块“黑板”至今还在，树下已经坐不下更多孩子。有人开始教数学，有人讲历史，还有人放起了印度古典音乐。
一位老教师说：“这棵树，成了我们的学校。”
故事三 阳台演唱会
武汉，3月。
封城第21天，我——秦志江，71岁，刚从ICU出来，带着ECMO的后遗症回家休养。出院那天，主治医生把两粒红苹果塞进我掌心：“好好活。”
回家后，我给自己排了“康复课程表”：上午吹纸片练肺活量，下午阳台浇花，晚上听京剧。
对面楼的小姑娘每天5点准时开唱，唱《感恩的心》，跑调跑到姥姥家，却没人舍得关窗。她的声音清亮，像一把小锤，轻轻敲开人们紧闭的心门。
第30天，我举着写好的纸板向她挥手：“今天轮到我！”
我打开老收音机，放了一段《洪湖水浪打浪》，全楼跟着打拍子。有人打开窗户喊：“再来一段！”我笑着点头，又放了一首《我的祖国》。
那一刻，我第一次确信：肺可以慢慢长回来，城市也是。
故事四 厨房里的IT男
上海，4月。
我叫张俩，28岁，程序员。疫情前我的厨房唯一功能是“打开外卖”。封城后，外卖停送，我盯着空冰箱发了半小时呆，决定自救。
第一道菜是“番茄炒一切”——番茄炒蛋、番茄炒洋葱、番茄炒午餐肉。成品黑乎乎的，像灾难现场。我拍照发到公司群，配文：“今日黑暗料理，求生欲极强。”
没想到，群里炸了。
“张俩，你这是要毒杀谁？”
“建议报警。”
“不过……我教你腌鸡翅吧，步骤发你。”
第二天，群里多了个“云厨房”频道。有人直播擀饺子皮，有人分享电饭锅蛋糕配方。我跟着学，从焦糊到能吃，再到“居然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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