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一点，老孙开始行动。
他把布防图的防水油纸用三层桐油布裹好，拿麻绳系在腰间，贴身扎紧。外面套一件破旧的短褂，腰里别着一把二十响驳壳枪，裤腿塞进布鞋里。同行的还有一个十九岁的情报员，姓王，叫王德彪，在南市一带拉了三年黄包车，对天津城里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条阴沟都烂熟于心。
“走吧。”老孙说。
两个人从杂货铺后院翻墙出去，贴着墙根摸到南运河边上。河水黑得像墨汁，对岸日军巡逻队的脚步声清晰可闻。王德彪蹲在河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下摸了三分钟，扒开一丛枯死的芦苇，露出一个半人高的砖砌涵洞口。
“就这儿。”他低声说。
老孙没有犹豫，弯下腰钻了进去。
涵洞里臭得能把人熏死。几十年的淤泥在底部沉积发酵，脚踩下去没过膝盖，拔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腐烂了几十年的腥臭。砖壁上爬满了黏糊糊的青苔，手按上去滑腻腻的抓不住。王德彪在前面开路，手里攥着一把匕首，时不时要割断垂下来的树根和水草。
走到一半的时候，涵洞顶部的砖拱塌了一段。塌下来的碎砖和淤泥堆在一起，只留下一个不到两尺宽的缝隙。老孙趴下来，侧着身子往里挤。碎砖硌着他的肋骨，桐油布里的布防图隔着三层油纸都能感觉到硌得生疼。他咬着牙一寸一寸地挪，挪了快十分钟才挤过去。
王德彪已经在塌方的另一头等着了。他把老孙拽出来，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孙叔，出去之后往哪儿走？”
“西营门。出了涵洞是菜地，绕过菜地就到了。”
又爬了半个小时，前方终于透进来一丝微光。那是涵洞出口，被一蓬野草遮住了大半。王德彪先爬出去，趴在地上观察了五分钟，确认没有岗哨，才回头打了个手势。
老孙从涵洞里钻出来，浑身上下全是臭泥，脸上被碎砖划了一道口子，血和泥混在一起。他顾不上擦，从王德彪手里接过一顶破草帽扣在头上，两个人猫着腰穿过菜地，朝西营门方向摸去。
凌晨两点，他们消失在城外的夜色里。
同一时刻，南市的杂货铺里，周组长把最后一份文件塞进铁盆。蜡烛已经烧到了底，火苗晃了几下，窜上来舔着纸边。文件化的灰在铁盆里卷起来，变黑，再变白。
二楼窗户旁边望风的小陈突然压低声音喊了一声：“组长！巷子口来了两辆卡车！”
周组长一把抄起桌上的驳壳枪。
“多少人？”
“看不清。灯灭了，但听见脚步声，至少二三十。”
周组长走到窗边，侧着身子往下看了一眼。巷子口的卡车果然熄了灯，但车头前面有人影在动。那些人不是巡逻队，巡逻队不会弯腰，不会贴着墙根走，不会在手里攥着短枪。
是特高课。
“小陈，下来，把电台砸了。”
小陈从阁楼上跳下来，抄起一把铁锤，对着墙角那台已经用了两年的电台狠狠砸了下去。第一锤，外壳碎了。第二锤，真空管炸出蓝色的火花。第三锤，整个底座裂成两半。他又对着零件砸了第四锤、第五锤，手在打颤，但眼睛里没有犹豫。
楼下已经响了枪声。
“院子里的人听着！”外面有人用日语喊了一声，然后又用中国话喊了一遍，“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
周组长没有回答，他把驳壳枪的机头扳开，回头看了看屋子里剩下的五个人。
“还有谁有家眷在城里的？”
没有人说话。
一个组员把手里上了膛的手枪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我娘前年死在鬼子轰炸里，没有家眷。”
另一个组员正在往弹匣里压子弹，头也不抬：“我媳妇在乡下，不知道我在天津干什么，不过也不用知道了。”
周组长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他把自己的驳壳枪换了个满弹匣，塞在腰间，又拿起一把备用的手枪递给年纪最小的组员，只说了一句：
“打完了，留一颗给自己。”
巷子里的特高课开始朝杂货铺院子里扔手榴弹。第一颗在院子中间炸开，弹片打得木门砰砰响。第二颗滚到墙根，把一堆空木箱炸成了碎片。紧接着院墙外面架起了机枪，九六式轻机枪的子弹穿透木板墙打进屋内，墙皮和木屑四处飞溅。
“冲！”
十几个日军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从院门涌入。最前面的两个刚跨进门槛，周组长的二十响就响了。驳壳枪的枪口在黑暗中连续闪了四下，两个宪兵捂着胸口倒在门槛上。后面的退了半步，但很快又重新涌上来。
小陈靠在墙角，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打。他不敢快打，枪里的子弹已经没多少了。他的腿被弹片削掉了一块肉，血流了一地，但他还是稳稳地扣扳机，打一枪，骂一句。
机枪又响了一轮。这一次打得更准，子弹从窗户打进来，打中了坐在桌边的那个组员。他中弹后仰面倒下去，手里还攥着没压完的弹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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