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28日傍晚7点50分，永吉县五里河镇南沟村的公路上空还飘着未散的暑气，一辆蓝白相间的客运班车歪歪扭扭地停在路边，车门半开着，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
车厢里，八件染血的衣衫晾在座椅靠背上，暗红的血渍顺着布料缝隙往下滴，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混着乘客掉落的草帽、空矿泉水瓶，透着一股让人发怵的死寂。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路过的养蜂人老周。他骑着二八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两箱蜜蜂，本想抄近路赶回蜂场，却被路边的班车拦了去路。
“师傅，车坏啦？”老周朝着驾驶室喊了一声，没人应答。
他绕到车门边往里瞅，只见司机老张瘫在方向盘上，额角渗着血，双手还死死攥着方向盘——后来老周才知道，那是老张被歹徒用刀抵住脖子时，硬生生攥出来的力道。
也就是在这时，永吉县公安局的高频电台突然“刺啦刺啦”响起来，值班民警小李一把抓过耳机，里面传来老张带着哭腔的声音：“南沟村……班车被劫……五个歹徒……带凶器……”
话音断断续续，还没说完就断了线。小李瞬间绷紧了神经，抓起电话就往局长办公室打：“局长！桦甸到吉林的末班车，在南沟村被劫了！”
一、暑夜惊魂：末班车上的“黄衬衫”
三个小时前，也就是下午4点30分，桦甸客运站的大喇叭刚响过“最后一班去吉林的车要开了”，司机老张就发动了汽车。
21位乘客稀稀拉拉地坐着，大多是赶了一天路的农民和生意人。
靠车门的位置，穿黄裙子的安徽姑娘林梅正跟邻座的两个大叔唠嗑，她一口皖北口音，说自己是去吉林找亲戚的，手里还攥着个布包，里面装着给亲戚带的花生。
后排靠窗的位置，40岁的王先生摊开一份报纸，眼睛却没怎么看，时不时抬头望一眼窗外——他是做建材生意的，身上揣着给工人发工资的钱，心里总不踏实。
只有最后一排的五个年轻人显得格格不入。他们都穿着黄衬衫，剃着短短的平头，并排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像是在睡觉。
林梅无意间瞥了他们一眼，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裤腿鼓鼓囊囊的，像是藏了什么东西，可没等她多想，邻座的大叔就问她安徽的花生多少钱一斤，她又把注意力转了回去。
下午5点，车开出桦甸市区，上了往吉林的公路。路边的风景渐渐变成了玉米地，偶尔能看到几间砖瓦房。
大概过了半小时，车厢里的谈笑声慢慢没了——天太热，加上旅途劳累，不少乘客都歪着头睡着了，林梅也靠在椅背上，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盹，手里的布包还紧紧抱在怀里。
就在这时，那五个“假寐”的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动作快得像商量好的一样，两个人堵在车门，两个人守住前后排过道，还有一个人直奔驾驶室。
没等乘客反应过来，最壮的那个年轻人突然吼了一声，声音像闷雷似的：“都别动！谁动捅死谁！我们是劳改队逃出来的，把钱掏出来！”
林梅一下子被惊醒了，她睁开眼，看见那个吼人的年轻人手里举着一把匕首，刀刃在夕阳下闪着光。
旁边的大叔刚想站起来，另一个年轻人就用电警棍朝他肩上戳了一下，大叔“哎哟”叫了一声，当场就瘫在了座位上。
“要劫道！”坐在中间的东北大哥赵强猛地站起来，他身材魁梧，是个干力气活的，本想反抗，可还没等他伸手，一个穿黄衬衫的年轻人就冲了过来，匕首直接扎在了他的肩上。
鲜血“唰”地一下就流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蓝色工装。赵强疼得龇牙咧嘴，倒在座位上，再也没力气动了。
车厢里瞬间乱了套，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呵斥混在一起。林梅吓得浑身发抖，抱着布包缩在座位角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看见那五个歹徒拿着凶器挨个逼乘客掏钱，有个锦西来的大哥不肯交，被歹徒在大腿上划了两刀，血顺着裤腿流到地上，滴在地板缝里，发出“嗒嗒”的声音。
老张坐在驾驶室里，手心里全是汗。他想悄悄踩刹车，把车停在路边求救，可刚动了一下，一个歹徒就窜了过来，匕首抵在他的脖子上：
“老东西，耍滑头就捅了你！”冰凉的刀刃贴着皮肤，老张吓得不敢动了，车身在公路上打了两个趔趄，又继续往前开。
不过十分钟，歹徒就把16名乘客的钱物洗劫一空——林梅的布包里有300块钱，是她攒了半年的积蓄，全被搜走了；
王先生身上的5000块工资款也没保住，还有一个老太太的金戒指，被歹徒硬生生从手上撸了下来。
得手后，歹徒让老张停车，五个人跳下车，一头扎进路边的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秆子很快就把他们的身影盖住了。
二、全民追凶：摩天岭上的“塑料袋”
案发后不到20分钟，永吉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就坐满了人。局长郜玉文把手里的案情报告往桌上一拍：“这是吉林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车匪路霸案！必须尽快破案，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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