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红嫁衣
1983年的石家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燥热一些。
6月9日的夜晚，时钟刚刚划过21点50分，一阵急促且凄厉的电话铃声，撕裂了新华区东焦派出所原本沉闷的空气。
“喂！派出所吗？杀人了！宁安街28号院，杀人了！”
报案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在电流声中显得格外刺耳。值班民警心头一紧，一面迅速集结警力赶赴现场，一面抓起电话向上级汇报。几分钟后，警笛声划破了石家庄的夜空。
宁安街28号院，三号楼。这是一栋由旧办公楼改建的宿舍楼，斑驳的墙皮和杂乱的住户，让这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拥挤与喧嚣。
然而此刻，二楼南面的一间宿舍里，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死寂与血腥。
当刑侦技术人员带着相机和勘查灯冲进房间时，眼前的景象让见惯了生死的老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房间的主人是省医院五官科的女护士张丽。
此时，她静静地躺在里屋的床上，身上盖着被子，仿佛只是睡着了。
但那被掀开的一角，却露出了令人不忍卒睹的惨状——她赤身裸体，身下是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迹。
最先发现女儿遇害的，是张丽的母亲。这位可怜的老人直到此刻还瘫坐在门口，眼神空洞。
据她哭诉，女儿平时乖巧懂事，每晚7点半前必定回家。
可今晚19点已过，女儿迟迟未归，她越想越不安，便骑车来到了女儿午休的宿舍。
门一推开，母亲的心就沉到了谷底。女儿蒙头躺在床上，她以为女儿只是睡熟了，急忙上前掀开被子，却发现女儿身体早已冰凉。
母亲疯了一样扑上去做人工呼吸，试图唤醒那个永远不会再睁开眼的孩子，紧接着，街坊四邻听到动静赶来，四十多个人的进进出出，让这个原本就凌乱的现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但这并没有阻挡侦查员的脚步。在市局和分局领导的指挥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勘验工作连夜展开。
无声的证言
虽然原始现场已被破坏，但刑侦技术人员像是在废墟中寻找珍宝的拾荒者，在蛛丝马迹中拼凑着真相。
法医的手术刀划开了沉默的尸体，冰冷的报告揭示了张丽生前遭受的非人折磨：
她的眼角膜依旧透明，结膜下却有着触目惊心的出血点。
左面部青紫肿胀，颈前有月牙形的表皮脱落——那是被人死死扼住喉咙留下的印记。
最残忍的是她的左胸，那里有十处锐器造成的创口，剖开胸腔，法医发现她的心肌呈广泛性裂创，胸腔内积满了血液。
结论是残酷的：死者系被扼颈、击头致晕后，遭到强奸，最后被人用类似改锥的工具刺穿心脏致死。
“胃内食物尚未消化，尸斑呈紫红色，尸僵已遍布全身关节。”法医的声音冷静得近乎冷酷，“死亡时间，大约在午饭后一小时左右。”
如果说法医的报告是对死因的宣判，那么痕检技术员的发现，则是锁定凶手的关键。
在地板、床单、甚至一条纱巾上，技术员发现了七处红色的液体痕迹。经化验，这是AB型血，与死者张丽的血型完全一致。
更重要的是，在死者的头发丛中，以及床罩上，散落着十几块麦粒大小的搪瓷渣。
这是一个极其细微却致命的线索——凶手在作案时，曾用一个搪瓷器具猛击死者头部。
侦查员的目光投向了房间角落的一个痰盂。底部崭新的掉瓷痕迹，与现场遗留的搪瓷渣在质地上完全吻合。
而在痰盂上沿下方，一枚清晰的右手拇指新鲜指纹，在勘查灯的光束下熠熠生辉。
这枚指纹，就像是死者在临终前，死死抓住的一根法律的绳索，等待着将凶手拖入地狱。
迷雾中的“清秀男”
就在技术人员在屋内“扫雷”的同时，另一组侦查员正在对宁安街28号院的70余户居民进行连夜摸排。
夜色深沉，手电筒的光束在居民的窗户上晃动。功夫不负有心人，七名群众的证言，逐渐拼凑出一个可疑的身影。
“上午9点左右，有个骑蝴蝶牌旧自行车的男的，戴着黑框眼镜，留着长头发，穿了一件蓝运动衣，胳膊上有白道。”
居民刘丽回忆道，“他在院里转悠，问张丽住哪，说是省委北院的，张丽约他来的。”
“对，我也见过！”住在死者斜对门的市公安局民警彭起英补充道，“中午1点多，这人又来找张丽，敲错了我的门。个子挺高，一米七五以上，说话那口音，听着像东北那嘎达的。”
时间线在一点点收紧。一位退休干部贺国桢提供了最后一块拼图：
“下午4点多，我看见一个男的从楼里出来，背着个鼓囊囊的绿书包，骑车走了。那打扮，跟你们说的一模一样。”
上午9点踩点，中午1点进入房间，下午4点离开。这个时间跨度，与法医推断的“午饭后一小时”死亡时间惊人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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