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兮到政法委上班的第一天,没有开会,没有讲话,甚至没有主动见任何人。他把门关上,翻看前半年积压下来的案卷。
卷宗堆了三摞,第一摞是信访积案,第二摞是系统内部的干部调整记录,第三摞是几份省里转来的批示件。
他看得很快,但很细,在一份关于某县涉黑案件督办的材料上停了手,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底下报上来的回复只有一页纸,结论写得含混,像是为了结而结。
他拿红笔在那份材料页边画了一个圈,没有批注,只是画了一个圈,然后继续翻下一份。
下午三点,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过来敲门,姓江,五十三岁,本地政法系统一步步上来的。他端着一杯茶走进来,在陆鸣兮对面坐下,先寒暄了两句,然后把话题接回工作上。
“陆书记,您刚来,有些情况可能还不熟。需要的话,我安排几个处长过来,逐一向您汇报一下。”陆鸣兮靠回椅背:
“不用专门安排。先把近半年的重大案件清单给我列一份,按地域分,涉黑涉恶单列。另外,信访积案的梳理报告,我要看原件。”
江副书记点了点头,没有多问,站起来走了出去。他放下茶杯的姿势很自然,杯底没有发出声响,像一切都按照预想的剧本推进到了该到的地方。
陆鸣兮没有立刻继续看案卷,看着那扇重新关上的门,在心里记下了一笔,这位江副书记办事利索,没有多余的客套话,但也正因为利索,反而更难判断他真正在想什么。
傍晚下班前,他在窗台上点了一根烟。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办公桌的影子拉得很长,拖在地面上,像一道被拉宽了的墨痕。
他在想那件半年前就该办结、至今仍在“督办中”的涉黑案子。不是一个孤立案件,是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都在“等”,等人签字、等上级意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来等去,半年过去了,卷宗还是那几页纸。他掐灭烟,把那份材料放进抽屉,锁好。
第二天上午,他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参会的是几个业务处室的负责人。会议不长,不到一小时,他让他们各自说了手头最棘手的三件事。
有人提到基层警力不足,有人提到部门壁垒,有人提到个别地方存在“以罚代刑”的倾向,罚了钱就结案,该移交司法的不移交。
陆鸣兮听完,没有逐一回应,只在纸上记了几个关键词。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政法工作的本质,是把该办的事办完。不是把能拖的事拖成没问题。”会议室安静了片刻,没有人接话。
散会后,江副书记走在后面,放慢了几步,等陆鸣兮走到旁边时才开口。“陆书记,您刚才那句话,说的不是那件涉黑案吧?”陆鸣兮没有否认:“是也不是。”
晚上,陆鸣兮没有留在汉东。他开车回了北京,在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面停了车。柳如烟在厨房热汤。他换了鞋走进来,她没回头。
“今天怎么样?”他靠在厨房门框上:“还行。看到了不少积案。有几个,拖了半年还没动。”她盛了一碗汤端到桌上:“那你打算怎么动?”
“先弄清楚,是动不了,还是不想动。”两个人都没有再说,各自坐在餐桌的两头,静静地吃完了那顿饭。
深夜回到汉东,他没有直接去公寓,又折回了办公室。打开灯,把那份涉黑案件的材料重新抽了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份含混的结论。
他没有动笔,也没有落款。他在等。等江副书记把重大案件清单送过来,等信访积案的梳理报告,等那些“该办的事”自己浮出水面。
陆鸣兮关了灯,从窗台上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消息给老郑:
“西南那边的事,你继续盯。我虽然不在,但那份底稿在。”老郑回了一个字:“好。”他把手机放进口袋,站在黑暗中,隔着半扇窗的距离,看了一会儿汉东那一片微微发暗的夜色,然后转身,带上了门。
他听见走廊尽头有脚步声,很轻,像是特意放慢的,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脚步声在拐角处转了个弯,像一枚棋子被小心地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
回到公寓,他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开了一盏落地灯。
汉东的初冬夜里,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声音细微。
他在灯下翻开一本旧笔记,那是他在河阳时用的,其中有一页夹着一张叠好的纸,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
“政法工作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案子办完,是把案子办对。”他看了几眼,合上了笔记本。
夜色还在,灯还亮着。政法委的走廊已经彻底安静下来了。他在等着那些“该办的事”慢慢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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