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笑了一声，喃喃自语，
“若能保家卫国，若能护佑百姓不被洋人屠戮，便是又如何？”
“先生，您教我《仁学》，教我‘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兰芳的陈九，虽是商贾，但他护住了几万华人不被灭种，让南洋的汉人能挺直腰杆。在我看来，此人……绝非乱民。”
涂启先沉默了。良久，他摇了摇头，拿起书卷走了出去，只留下一句：“天冷了，多加件衣裳。过完年，你也该启程去甘肃找你父亲了。到了那里，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书房里只剩下谭嗣同一个人。
他重新坐回桌前，将那张报纸铺平，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份《新加坡协定》的条款。
“兰芳垦殖与矿业特许公司……”
“安保警察部队……”
“婆罗洲联合资源开发公司……”
这些词汇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是充满铜臭味的。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文字背后隐藏的刀光剑影和生存智慧。
“以商立国，以利制夷。”
谭嗣同拿起笔，在一张宣纸上重重地写下了这八个字。
他想起了自己在浏阳街头看到的景象：那些因为旱灾而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些被官府盘剥得面黄肌瘦的农夫。而报纸上说，这个华人总会，竟然从直隶接走了上万灾民去南洋屯田。
“这哪里是商会？”谭嗣同喃喃自语，“这分明是……另一个朝廷。”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南溟一战惊天地，犹有豪杰在心头！”
……
“少爷，吃饭了。”
老仆人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午饭很简单，甚至有些吝啬。
谭嗣同坐回桌边，却没有动筷子。
“福伯，”谭嗣同突然开口，“你说，什么是国？”
老仆人愣了一下，赔笑道：“少爷说笑了，国自然是大清，是皇上。”
“那如果……”
“如果有一群人，他们没有皇上，没有辫子，却能保护自己的百姓不受洋人欺负，能让洋人低头赔款。那他们算什么？”
福伯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去捂谭嗣同的嘴：“哎哟我的小祖宗！这话可不敢乱说！那是造反！是要杀头的！”
谭嗣同轻轻推开福伯的手，眼神中闪过一丝超越年龄的深沉。
“造反……”
“算了！”
“今日痛快，当浮一大白！”
……
那天下午，谭嗣同喝醉了。
他没有在书房里撒酒疯，而是提着一把铁剑，冲进了雨中的庭院。
他在泥泞中舞剑。剑法并不精妙，甚至有些杂乱，但每一剑都用尽了全力，仿佛要劈开这漫天的雨幕，劈开这沉闷的世道。
雨水混合着汗水，顺着他年轻而坚毅的脸庞流下。
他一边舞剑，一边高声吟诵着他刚刚想到的诗句，声音穿透了雨声，回荡在浏阳河畔：
“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前路难，前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
“不！不茫然！”
他猛地一剑刺向虚空，仿佛那里站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南洋有路！兰芳有路！”
剑锋划破雨滴，发出凄厉的啸声。
……
光绪八年（1882年）春，甘肃兰州。
几个月后。
谭嗣同跟随着父亲的家眷，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了西北边陲的兰州。
这里的风，比湖南更硬，带着大漠的沙砾，打在脸上生疼。
谭继洵贵为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钱粮。谭府的后衙内，暖阁烧得热烘烘的。
父子二人的见面，并没有多少温情，更多的是一种上下级般的拘谨。
“父亲。”谭嗣同规规矩矩地行礼。
谭继洵放下手中的公文，打量了一眼这个长高了不少、却也更黑更瘦的儿子。
“在湖南书读得如何？”
“尚可。”
“涂先生的信我看了，说你有些……离经叛道，喜好杂学。”谭继洵的声音有些严厉，
“如今到了兰州，便要收收心。西北民风彪悍，回汉杂处，不比内地。你既然来了，就给你找个差事，多看看公文，学学怎么理政。”
“是。”谭嗣同低头应道。
他抬起头，看到父亲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谭嗣同的眼神一凝，里面各处都有婆罗洲煤矿，天津糖业总局，陈兆荣的字眼。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兰芳！
又是兰芳！
自从在湖南看到那份报纸后，这几个月赶路途中，他像着了魔一样搜集关于南洋的一切消息。
他知道兰芳真的成立了特许公司。他知道那个叫陈九的人，不仅没死，反而成了海峡殖民地和香港总督的座上宾，成了洋务派暗中拉拢的对象。
“父亲，”谭嗣同忍不住开口，“孩儿这一路走来，听闻南洋兰芳之事……”
“住口！”
谭继洵猛地一拍桌子，打断了儿子的话。他站起身，走到门口看了看，确定没有外人，才关上门，转身严厉地盯着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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