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笑了一声,喃喃自语,
“若能保家卫国,若能护佑百姓不被洋人屠戮,便是又如何?”
“先生,您教我《仁学》,教我‘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兰芳的陈九,虽是商贾,但他护住了几万华人不被灭种,让南洋的汉人能挺直腰杆。在我看来,此人……绝非乱民。”
涂启先沉默了。良久,他摇了摇头,拿起书卷走了出去,只留下一句:“天冷了,多加件衣裳。过完年,你也该启程去甘肃找你父亲了。到了那里,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书房里只剩下谭嗣同一个人。
他重新坐回桌前,将那张报纸铺平,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份《新加坡协定》的条款。
“兰芳垦殖与矿业特许公司……”
“安保警察部队……”
“婆罗洲联合资源开发公司……”
这些词汇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是充满铜臭味的。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文字背后隐藏的刀光剑影和生存智慧。
“以商立国,以利制夷。”
谭嗣同拿起笔,在一张宣纸上重重地写下了这八个字。
他想起了自己在浏阳街头看到的景象:那些因为旱灾而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些被官府盘剥得面黄肌瘦的农夫。而报纸上说,这个华人总会,竟然从直隶接走了上万灾民去南洋屯田。
“这哪里是商会?”谭嗣同喃喃自语,“这分明是……另一个朝廷。”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南溟一战惊天地,犹有豪杰在心头!”
……
“少爷,吃饭了。”
老仆人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午饭很简单,甚至有些吝啬。
谭嗣同坐回桌边,却没有动筷子。
“福伯,”谭嗣同突然开口,“你说,什么是国?”
老仆人愣了一下,赔笑道:“少爷说笑了,国自然是大清,是皇上。”
“那如果……”
“如果有一群人,他们没有皇上,没有辫子,却能保护自己的百姓不受洋人欺负,能让洋人低头赔款。那他们算什么?”
福伯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去捂谭嗣同的嘴:“哎哟我的小祖宗!这话可不敢乱说!那是造反!是要杀头的!”
谭嗣同轻轻推开福伯的手,眼神中闪过一丝超越年龄的深沉。
“造反……”
“算了!”
“今日痛快,当浮一大白!”
……
那天下午,谭嗣同喝醉了。
他没有在书房里撒酒疯,而是提着一把铁剑,冲进了雨中的庭院。
他在泥泞中舞剑。剑法并不精妙,甚至有些杂乱,但每一剑都用尽了全力,仿佛要劈开这漫天的雨幕,劈开这沉闷的世道。
雨水混合着汗水,顺着他年轻而坚毅的脸庞流下。
他一边舞剑,一边高声吟诵着他刚刚想到的诗句,声音穿透了雨声,回荡在浏阳河畔:
“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前路难,前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
“不!不茫然!”
他猛地一剑刺向虚空,仿佛那里站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南洋有路!兰芳有路!”
剑锋划破雨滴,发出凄厉的啸声。
……
光绪八年(1882年)春,甘肃兰州。
几个月后。
谭嗣同跟随着父亲的家眷,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了西北边陲的兰州。
这里的风,比湖南更硬,带着大漠的沙砾,打在脸上生疼。
谭继洵贵为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钱粮。谭府的后衙内,暖阁烧得热烘烘的。
父子二人的见面,并没有多少温情,更多的是一种上下级般的拘谨。
“父亲。”谭嗣同规规矩矩地行礼。
谭继洵放下手中的公文,打量了一眼这个长高了不少、却也更黑更瘦的儿子。
“在湖南书读得如何?”
“尚可。”
“涂先生的信我看了,说你有些……离经叛道,喜好杂学。”谭继洵的声音有些严厉,
“如今到了兰州,便要收收心。西北民风彪悍,回汉杂处,不比内地。你既然来了,就给你找个差事,多看看公文,学学怎么理政。”
“是。”谭嗣同低头应道。
他抬起头,看到父亲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谭嗣同的眼神一凝,里面各处都有婆罗洲煤矿,天津糖业总局,陈兆荣的字眼。
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兰芳!
又是兰芳!
自从在湖南看到那份报纸后,这几个月赶路途中,他像着了魔一样搜集关于南洋的一切消息。
他知道兰芳真的成立了特许公司。他知道那个叫陈九的人,不仅没死,反而成了海峡殖民地和香港总督的座上宾,成了洋务派暗中拉拢的对象。
“父亲,”谭嗣同忍不住开口,“孩儿这一路走来,听闻南洋兰芳之事……”
“住口!”
谭继洵猛地一拍桌子,打断了儿子的话。他站起身,走到门口看了看,确定没有外人,才关上门,转身严厉地盯着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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