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商行的生意，以一种谨慎而缓慢的速度铺展开来。
凭着杜月笙和司徒美堂的人脉，头几单货运生意做得四平八稳，利润不高，但账面上有了流水，商行的“壳”看起来更像样了些。
张宗兴每日坐在隔间里，处理着看似繁琐的票据和合同，心思却有一大半飘在别处。
腿伤愈合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了一道暗红色的疤痕，和阴雨天隐约的酸胀。这反而让他更能沉下心来，像一头在暗处舔舐伤口、观察环境的猎豹。
婉容以“江上客”为笔名，又在《华侨日报》副刊发表了两篇随笔。
文风依旧含蓄蕴藉，借古讽今的笔法愈发纯熟，在文化圈内悄然积累起一些名声。那位林编辑对这位神秘的“江上客”推崇备至，几次来信约稿，语气一次比一次热切。
婉容在兴奋之余，也听从苏婉清的安排，将文稿先送商行“过目”，由张宗兴和阿明把关，剔除了可能过于直露的辞句。
这日午后，
商行里颇为安静。
阿明外出与码头仓库的管理员“联络感情”，苏婉清去中环的洋行处理一批进口轮胎的关税文件。
张宗兴独自坐在里间，手里拿着的不是商业文件，而是一份辗转送达的、用特殊药水显影后的密信。
信是司徒美堂通过一条极其隐秘的南洋渠道送来的，源头指向北方。
信的内容不长，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
对张宗兴在上海及撤离过程中的作为“有所闻”，对其“抗日之志”表示“敬意”，并隐晦询问其“今后之志趣与打算”，末了，附上了一个在香港可用的、极其简易的联络方式——湾仔某家老字号凉茶铺，每日午时三刻，柜台上会多放一个特定的青花瓷碗，碗底朝上。
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极其初步的接触信。
张宗兴的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摩挲，纸张粗糙的触感传来。他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六哥张学良最后的指点言犹在耳，而这条路，此刻就以一种真实而危险的方式，摊开在他面前。
选择接受接触，意味着将团队引入一条与之前全然不同的轨道，更纯粹，也更艰险。意味着彻底站在蒋介石和戴笠的对立面，甚至可能面临昔日某些“盟友”的侧目。更意味着，他们这群背景复杂的人，需要得到一种全新的、严苛的信任。
但这条路，也是真正能将他所知的“历史大势”与个人抗争相结合的道路，是六哥寄托希望的道路，或许，也是能让婉容的笔、赵铁锤的刀、所有跟着他出生入死兄弟的热血，找到最终归宿的道路。
风险与机遇，皆系于此。
他沉思良久，最终将信纸凑近桌上的台灯灯罩，看着它在高温下蜷曲、焦黑，化为灰烬。然后，他铺开一张普通的信笺，拿起毛笔，蘸了墨，却久久没有落下。
如何回复？回复什么？
……
与此同时，半山别墅内，婉容却面临着另一场“考验”。
小野寺樱拿着一份烫金的请柬，急匆匆地找到正在书房默写古诗静心的婉容。“容姐姐，你看这个！”
请柬来自香港“中华文化艺术促进会”，邀请“江上客”先生（或女士）出席本周六下午于香港大学陆佑堂举行的“国难与文艺”座谈会，并“不吝赐教”。落款是会长，一位在文化界颇有声望的宿儒。
“他们……他们怎么知道‘江上客’住在这里？”婉容有些慌乱。她的身份和住址，按道理只有杜月笙、张宗兴等极少数人知道。
“送请柬的人说，是林编辑推荐的地址。”小野寺樱分析道，“林编辑是杜先生的人，应该可靠。他可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能让‘江上客’真正走到台前，扩大影响力。”
影响力……婉容看着那精致的请柬，心中矛盾。她渴望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渴望用笔真正做些事情。但走到台前，意味着暴露在无数目光之下，其中很可能就隐藏着危险。她想起张宗兴和苏婉清反复的叮嘱：安全第一。
“我得问问张先生。”婉容压下心中的波动，说道。
“苏小姐刚才来电话，说张先生在商行有事，晚些回来。”小野寺樱看了看座钟，“不过，赵大哥和司徒老先生约了下午在油麻地的茶楼见面，说是要谈码头工人里洪门兄弟的事情。容姐姐，你要不要……先问问司徒老先生的意思？他对香港地面熟。”
婉容想了想，觉得有理。司徒美堂是长辈，见多识广，他的意见很重要。
下午，油麻地一间喧闹的旧式茶楼二楼雅座。
司徒美堂听完婉容的讲述，慢悠悠地呷着普洱，没有立刻回答。赵铁锤坐在一旁，伤势已无大碍，只是眉宇间那股悍勇之气收敛了不少，听着婉容的话，眉头微微皱着。
“容姑娘，”司徒美堂放下茶杯，声音洪亮，“你想去吗？”
婉容坦诚道：“想，又怕。想的是能当面向更多人说话，怕的是……惹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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