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西德，是其“经济奇迹”后的巅峰时期，在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
西德，是冷战铁幕西侧一台轰鸣作响的经济引擎，更是整个欧洲无可争议的经济霸主。坚挺的德国马克如同定海神针，支撑着欧洲货币体系的半壁江山，而德国联邦银行的每一次政策调整，都足以在整个欧洲经济圈掀起波澜。从飞驰的汽车到精密的机械，从创新的化工产品到可靠的电子设备，“德国制造”四个字就是品质与信誉的代名词，为这个国家赢得了全球市场的青睐和源源不断的财富。巨额的贸易顺差如同滚雪球般累积，让西德的国库日益充盈，也让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多底气。
西德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经济范畴，在政治舞台上，它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崛起。
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 这是时任总理维利·勃兰特抛出的一颗“缓和”炸弹。它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坚冰，让西德从一个被冷战阴影笼罩的前沿国家，摇身一变成为连接东西方的关键桥梁。通过与苏联、东德及东欧国家的和解与对话，勃兰特极大地缓解了欧洲的紧张局势。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授予他个人的荣誉，更是国际社会对西德这一全新领导角色的高度认可。
欧洲一体化的核心： 在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的蓝图上，西德与法国紧密携手，构成了坚不可摧的“法德轴心”，成为推动欧洲联合的核心动力。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西德是欧共体预算最主要的出资方，这让它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共同体的扩大（如1973年英国、丹麦、爱尔兰的加入）等一系列关乎欧洲未来的重大决策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当时被誉为战后资本主义的“成功典范”。它巧妙地平衡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繁荣、社会的高度稳定以及劳资关系的相对和谐。当英国等国家正深陷罢工浪潮和经济滞胀的泥潭时，西德却展现出一派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许多国家羡慕和学习的对象。
到了70年代末，西德已经不再是那个在二战废墟上艰难重建的战败国。它在经济上早已超越英法，成为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在政治上，它通过“新东方政策”和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赢得了与英法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具优势的地位。它的崛起，深刻地重塑了战后欧洲的格局。
慕尼黑，第十天。
陈阳站在公寓的窗前，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窗台。窗外是70年代特有的街景，汽车的造型、行人的穿着、远处工厂的烟囱……一切都带着这个时代独有的印记。
这不是他第一次穿越，但每个世界的时代背景都是全新的挑战。“幻灵”为他植入的身份是西德华裔二代，父母双亡，留下这间老城区的公寓。这个身份很方便，有基本的落脚点，又没有太多社会关系牵扯。
语言？那是基础中的基础，对他来说和母语没区别。
他花这十天时间，不是来适应生活的，而是在进行一场彻底的“环境扫描”。他像一个最高明的猎手，不动声色地穿梭在慕尼黑的街头巷尾，观察着这里的经济活动、社会风气、人们的消费习惯，以及最重要的——这个时代特有的、尚未被发掘的机遇。
守着这间公寓没有意义。他需要启动资金，需要在这个世界快速站稳脚跟。
陈阳的目光投向远方，眼神锐利而平静。他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信息碎片，是时候离开慕尼黑，去寻找那个能让他赚到第一桶金的“猎物”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陈阳像一阵无声的风，掠过了欧洲大陆的几个主要国家。
他没有选择循规蹈矩的方式。凭借着对各个城市阴暗角落的精准判断，以及那个方便至极的“空间”异能，他的第一桶金积累得迅速而隐秘。
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旁，在巴黎的地下赌场里，在罗马某个家族的隐秘据点中……那些见不得光的金钱和物资，悄无声息地消失，然后出现在他的空间里。这并非什么复杂的计划，更像是一场高效的“收割”。
当他觉得时机成熟，便带着这笔启动资金，悄无声息地返回了慕尼黑。至于具体数额，无人知晓，只有陈阳自己清楚，他口袋里的“种子”，已经足够在这个时代，生根发芽了。
回到慕尼黑后，陈阳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用他“赚”来的第一桶金，在慕尼黑近郊购置了一栋带花园的独栋别墅，又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买了一套视野开阔的豪华公寓。两套房产，一套用于私密生活，一套方便未来办公或接待。至于车子，他现在14岁的年纪确实还拿不到驾照，这个问题只能先放一放。
安顿下来，手头又有了充裕的资金，陈阳反倒有些闲下来了。西德的繁华和秩序他已经见识得差不多，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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